由于公司的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不同,加之信息的不对称及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股东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希望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而企业的经营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可能牺牲股东的利益。这就要求股东,即企业所有者,来建立一套对企业经营者的约束机制,来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侵害,同时又能够激励企业经营者能够站在公司的立场上去更好经营企业,以此来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而现有的股权激励制度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多家上市企业通过股权激励制度试图提高企业业绩。其通过某些限定条件,给予企业经营者部分股东利益,使得企业的经营者也成为了企业的所有者,让其与企业形成利益的共同体,从而有助于企业长期的经济发展。而随着我国对股权分置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实行股权激励制度,同时,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公司也加入到股权激励的行列中。而高新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肩负了推动国家先进制造业与产业结构改革的重任,所以股权激励对其业绩影响的有效性就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共选取了 196家高新技术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了实证研究及分组对比的方式,研究分析了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并针对实证研究的结果向高新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提出了相关建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被解释变量“财务绩效综合值”,“股权激励额度”为解释变量,将“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公司成长性”、“资产结构”、“首次信息发布年份”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我国A股高新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在5%水平上呈正相关,假设一得到支持,故高新技术制造业应当适当提高股权激励的额度;从股权激励模式分组分析上看,限制性股票模式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更高,且激励额度与财务绩效综合值在5%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二被拒绝,故高新技术制造业应优先采用限制性股票作为股权激励模式;从激励有效期模式分组分析上看,相较于短期激励有效期,长期激励有效期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更高,假设三得到支持,故高新技术制造业应适当延长股权激励的激励年限。最后对实验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与上述假设结果一致。创新性方面,本文参考前人有关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文献研究,较少有文章将高新技术制造业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故对股权激励在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效果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且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针对高新技术制造业的特点,综合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营运能力、现金流情况及研发能力选取了相关的财务指标来建立公司业绩评价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财务绩效综合值,克服了以往文献采用单一的财务指标来进行企业业绩评价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