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论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组成部分，在古代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各类赋学专著屡见不鲜，散见于各处的有关辞赋批评的论述更是层出不穷.然而历经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西学东渐的潮流也冲击着传统的赋学批评体系。民国时期变动的赋学批评，不仅是对传统赋学研究的变革，更是对新时期赋学研究的开创。　　 赋源研究向来为辞赋探讨者的热门课题，但古人研究多集中于“诗源说”、“辞源说”。民国时期，“诗源说”因传统思想政治体制的变动，“以诗代赋”的研究内容逐渐被抛弃，“辞源说”也采取了新的研究方法。而对赋源研究更有突破的是几种赋源新说的提出，其中包括赋源于“隐语说”、“俳词说”、“语言文字转变说”、“南北文学合流说”，这些说法对后来赋学研究影响深远。　　 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对赋学研究也有很大影响。“五四”时期，在一批激进的新文化运动者眼里，赋成了“贵族文学”、“宫廷文学”的代名词。新文化运动高潮以后，赋学批评者也渐趋理性。新的文学观念下的赋论为赋学研究拓宽了视眼，论者以“美”和“情”的标准去评价赋艺术价值的高低，而传统辞赋赏析中文学分析，音韵、文字、历史研究综合杂糅的现象也已不复存在，赋学赏析成为专门之学。　　 汉赋向来被人们推为辞赋之正宗，民国时期的汉赋研究也较多，而对汉赋作品存亡考、赋作赋家时间考等传统研究则不少，这些研究对前代多有继承总结，开创性不大。而对汉赋分期以及繁盛原因的研究则较有突破性，汉赋分为四期是对汉代辞赋史整体把握的结果，对汉赋繁盛原因的分析也较为全面，这些对后世影响尤其深远。　　 本论文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把赋论放在民国这一历史变动时期，以新旧突变为视角来探讨民国赋论的成就及其对后世赋学研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