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下行，消费萎缩，失业率上升。而我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在出口疲软下，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助推力。为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重点扶持钢铁、水泥、煤炭和房产等基础设施行业，以期加快城镇化建设，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红利消失，农村劳动人口减少，社会老龄化现象严重，单纯追求规模效应已不能满足新世纪经济形势的需要，在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更应该提高投资效率。虽然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但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很少，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投资效率。因此，本文对2009-2013年5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问题进行了考察，关注在经济刺激计划下我国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状况。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企业在公司治理、股权结构、社会责任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我国国企内部存在所有者缺位，政企不分，国企领导人有行政级别，管理层任命由上级单位指派等历史遗留现象，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相对不受约束。而1992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标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从探索期进入试验期。西方经济学界两权分离理论的引进，理论上使我国上市企业管理层脱离了行政管控的约束，而不受约束的管理权力常导致内幕交易和“内部人控制”。商业上的腐败常导致政治上的腐败，如何防止国有企业中的政治寻租行为，过度消费行为和贪污腐败行为？如何按照适当的治理结构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基于以上思考，本文选取高管权力作为突破口，研究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同时对高管操控对象——企业自由现金流进行分析，以期找出两者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共同联系。
　　首先，本文界定了高管权力、自由现金流量和企业过度投资的概念，在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上扩展出了高管权力理论和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梳理了国内外关于高管权力和自由现金流量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之相关文献，着重分析了权力失衡条件下企业过度投资的原因和结果，为后文研究大股东、中小股东、债权人和管理层之间的博弈关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其次，本文分别按照高管权力过大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包含委托代理理论和财务行为理论两大类），自由现金流量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包含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和融资约束理论两大类）这两条主线对国内外相关理论进行整理。从引起过度投资行为的主体——企业高管来看，涉及到的理论分别有信息不对称理论、非完备契约理论、管理层激励理论、高管特质理论、天然自利动机理论和商业帝国构建理论;以过度投资行为的客体——自由现金流来看，主要有代理成本理论、信号激励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股权特质理论。本文着重介绍了信息不对称理论、高管特质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股权特质理论，并得出了一般性结论:企业管理层在权力增大，自由现金流量充足条件下，都有动机进行过度投资，以满足自身利益和规避董事会监管风险，并且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现象更严重。
　　然后，本文按照国外学者对高管权力四个维度（组织权力、专家权力、所有制权力和声誉权力）的定义，建立了综合反映高管权力的八项指标，作为衡量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权力的变量;按照投资项目净现金流量的定义建立了反映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指标。从高管权力和自由现金流量两个方面考察，本文认为导致企业过度投资的原因有:一、管理层和董事会之间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个代理问题，企业高管为满足自身利益，会通过投资来分散董事会权力，以构建规模越来越大的“商业帝国”来扩大管理层权力，形成“滚雪球效应”;二、在股权相对集中的企业，由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中间人的管理层将拥有更多的权力与大股东合谋，出现“大股东掏空”现象和“堑壕效应”，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三、管理层普遍存在的过度自信心理特征，将妨碍其对项目投资价值的真实判断;四、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差异性，即高股利-低融资约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低，低股利-高融资约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高，为获取较低成本的外部融资，管理层有将企业规模做大的冲动。
　　再次，基于对以上企业过度投资影响因素的理解，本文选取了我国1063家A股上市公司，2009-2013年5年期间共2161个样本数据。通过实证检验了公司高管和自由现金流量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情况。检验发现:(1)自由现金流量在-定范围内与企业过度投资量呈“倒U型”关系:即企业初创期，随着自由现金流量的增加，过度投资随之上升;到了发展后期，企业资本结构失衡，负债率过高，债权人对企业控制力上升，债权人、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冲突加剧（股东要求更高的股利，债权人要求增加自由现金流量以应对财务风险，管理层内外部融资压力增大），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受到抑制。(2)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但并非呈“倒U型”关系，而是线性相关关系，说明高管在实施引导企业过度投资时，仅仅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以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3)高管权力和自由现金流量对企业过度投资的联合影响为负，即在一定范围内，充足的自由现金流量抑制了高管过度投资现象，说明加入自由现金流量因素后，高管在考虑企业投资方案时，会考虑后期充足的自由现金流量对自身职位产生的影响，过度投资行为受到抑制。
　　最后，针对本文研究结论得出了改进建议:(1)完善董事会制度，从内部架构上制衡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权力;(2)改善公司财务治理制度，制定弹性、稳健的投资计划，约束自由现金流的使用;(3)改善外部投资环境，防范过度投资现象发生。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1)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向来看:国外学者主要从投资人、管理层和债权人角度对三方关系进行论证;国内学者主要从公司治理入手，结合我国股权性质复杂性，论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关系。本文作者在阅读了所能搜集到的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综合了国内外研究特点，提出了大股东、中小股东、债权人和管理层四方博弈关系，丰富了企业过度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
　　(2)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对高管权力研究，从组织权力、专家权力、所有制权力和声誉权力四个方面选取了八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法，用于考察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权力指标，这为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思路。
　　(3)本文从财务行为理论和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方面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从博弈论角度出发，提出了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之间为阶段性二次相关关系，即“倒U型”曲线的结论，实证检验了高管权力和自由现金流量对过度投资的联合影响，得到二者之间相互抑制的关系，这验证了相关学者的观点。
　　(4)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了相关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情况，为今后研究我国过度投资现象提供了可用的指标和基础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