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铁质优价廉的特点在世界上掀起一阵热潮。铁路总公司表示,仅在2015年已有50多个国家表达了对我国高铁的兴趣和需求,我国也与其中的20多个国家进行了更详尽的洽谈,高铁潜在市场国家如美国、俄罗斯、英国、巴西、越南、波兰、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罗马尼亚等也在其中;2015年中国中车签订的高铁、城轨等各类铁路出口项目总金额更达到250亿美元左右。除此之外,我国高铁在“走出去”时,不仅出口了高铁设备,还在输出国家建立了高铁研发中心、生产工厂等进行投资。从我国高铁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高铁当前的成就离不开国家制度的安排。我国高铁行业在政府的帮助下通过对国外高铁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已经全面掌握了高铁的完整技术。2009年,我国政府确立高铁“走出去”战略之后,高铁行业更是受到了中央高层的重视与推动。如“高铁换资源”、将高铁模型当作国礼送出、国家领导人进行高铁体验式营销等,这些方式都有效地加速了我国高铁“走出去”步伐。综合起来看,目前我国高铁“走出去”主要以“政府主导”为主,政府实施的制度政策对我国高铁“走出去”具有重要影响。因而,探析相关制度安排对我国高铁“走出去”的影响即为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本文将以制度因素对ODI的影响为切入点,主要研究经济制度因素对我国高铁“走出去”的影响。首先,文章分析了我国高铁“走出去”发展状况,论述了我国高铁“走出去”的相关制度的变迁过程和发展特征,力求从现实角度探索制度因素和我国高铁“走出去”的关系。其次,通过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来构建制度因素影响我国高铁“走出去”的理论框架,从理论层面探究其影响机制和内在机理。然后,本文从数据的可获得性出发,具体选取了国家信贷政策的支持、金融市场化程度、减轻企业对外税费负担以及政府的激励4个经济影响因素并运用2009—2015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这4个因素全都对我国高铁“走出去”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后,就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经济制度建设,促进我国高铁“走出去”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