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对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问题具有关键作用。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合理选择政策工具不仅能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也能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对有效推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把握现阶段国家和地方层面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优化完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工具提供参考和思路借鉴。方法运用文献研究法梳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工具的研究现状,基于公共政策理论和卫生系统宏观模型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其中X维度基本政策工具包括需求型、供给型和环境型三类政策工具和19个次级工具;Y维度系统政策工具包括内、外部子模两部分和8个次级工具。选取浙江、安徽和重庆作为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城市,收集2009-2018年国家层面和浙皖渝颁布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文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工具进行量化,利用Excel软件对政策工具进行文本内容摘录和编码,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和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与结论研究共收集到2009-2018年国家层面颁布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文件116份,量化形成720条政策工具编码;收集到浙江、安徽和重庆各自颁布的政策文件51份、58份和44份,各自量化形成237条、275条和234条政策工具编码。就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基本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而言,国家需求型、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次数分别为136次、236次和348次,占比分别为18.89%、32.78%和48.33%;2009-2013年和2014-2018年前后五年,国家三类基本政策工具的整体比例结构和各自内部次级工具构成间的变化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浙皖渝三地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次数分别为49次、39次和41次,各占20.68%、14.18%和17.52%,浙皖渝三地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次数分别为63次、83次和60次,各占26.58%、30.18%和25.64%,浙皖渝三地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次数分别为125次、153次和133次,各占52.74%、55.64%和56.84%,浙皖渝三地间三类基本政策工具的整体比例结构和各自内部次级工具构成间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009-2013年和2014-2018年前后五年,浙皖渝三地间三类基本政策工具的整体比例结构和各自内部次级工具构成间的变化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就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系统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而言,国家内、外部子模的使用次数分别为258次和462次,各占35.83%和64.17%;2009-2013年和2014-2018年前后五年,国家内、外部子模整体比例结构的变化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内部子模和外部子模各自次级机制构成的变化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浙皖渝三地内部子模的使用次数分别为69次、110次和78次,各占29.11%、40.00%和33.33%,浙皖渝三地外部子模的使用次数分别为168次、165次和156次,各占70.89%、60.00%和66.67%,浙江与安徽间内、外部子模整体比例结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浙皖渝三地内部子模各类次级机制构成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安徽与浙江间、安徽与重庆间外部子模各类次级机制构成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009-2013年和2014-2018年前后五年,浙皖渝三地间内、外部子模的整体比例结构和各自次级机制构成间的变化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基于以上结果和对政策工具内容的深入分析,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基本政策工具的配置缺乏互补性;二是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不足、部分工具运用存在缺位;三是供给型政策工具内部分布不均,重视“软件”淡化“硬件”;四是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部分工具可操作性不高;五是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系统政策工具内外部结构失衡;六是内部子模中部分机制的内涵建设不足;七是外部子模中各类机制使用差异性较大;八是前后五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工具结构趋于稳定;九是浙皖渝三地因地制宜,政策工具运用的比例结构不同。建议结合专家访谈意见和政策工具的互补原则,研究提出优化我国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工具的建议:一是优化基本政策工具的比例结构,其中需求型政策工具要提高使用比例、丰富工具类型,供给型政策工具要优化内部结构、精准契合政策目标,环境型政策工具要打破路径依赖、提高工具的可操作性;二是合理配置系统政策工具的内外结构,其中内部子模要增加使用比例、重视机制内涵建设,外部子模要调节使用比例、优化系统外部环境;三是浙江应深化决策执行机制和财务会计机制,增加使用次数;四是安徽应加强示范试点,打破国际交流工具的零使用率;五是重庆要加大信息公开,明确资金投入的实施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