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翻译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问题,从“个体”、“社会”、“实践”这些话语资源出发,把语言实践和文学实践作为中国现代经验的考察重心,旨在探讨对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这段关系复杂的历史场景里,那些翻译过来的文化产品是如何影响到“中国形象”的想象与重构,参与到建构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等诸多问题中。以晚清到“五四”的近代中国,经历了社会转型和文学系统的转型相呼应的过程。民族危亡的历史命运与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以及“启蒙”、“救亡”的现实政治目标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强势西方他者的学习兴趣,以期救亡图存,改造华夏民族。翻译由此当仁不让的成为再现民族文化身份,重构中国形象主体性的必然选择。其中严复和鲁迅就是这批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本论文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人本实践和社会分析来阐述严译文本的社会需求及其启蒙意义。指出严复选择西学的“精髓”来翻译,主要是“癒愚”、启蒙。消除国人头脑中落后的意识形态,努力改造中国愚昧、落后的国民形象。同时也对鲁迅的翻译活动与成就进行考察,着重指出,鲁迅立足于改造“国民性”的为基本出发点,以“立人”为宗旨,采用了“别求新声于异邦”引入外来文化的手段,以期构建起全新现代中国形象主体。本论文在考察分析中国早期翻译文本中着重指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中华民族惨痛而厚重的历史,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自晚清以来的中国知识精英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政治理想追求都是建立在对中国现代性的追求之上的,是建立在与世界最发达的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上的。由此,翻译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本论文进而特别指出,在这批启蒙知识分子译介西学正兴中华的实践活动中,许多人专注于个人主义话语的引入,比将其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的创造。这种对“自我”主体性的强调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人整体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推动了反帝反封建运动发展,是现代中国自主主体得以彰显。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反殖民主义,重建民族身份,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始终是伴随着使国民摆脱愚昧、落后的形象,建构新国民形象,最终使华夏民族以新的形象屹立于在世界总体形象之林,也成为当时国人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一努力也体现在当时的翻译家们的翻译实践中。论文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工程之所以特殊就在于民族启蒙和个体启蒙的同构性。通过译介活动引入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话语成功地构建了中国新的思想政治文化产生,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专制保守的封建形态到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现代形态转向。毋庸置疑,翻译在宏观社会历史背景下对构建中国形象和对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有着重要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