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日益频繁,正确理解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成为一件深刻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中日两国同属儒教文化圈,从古至今,儒教文化对中日两国社会形态和风土人情的形成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发源于中国的儒学传入日本以后便生根发芽,对日本人的道德观和伦理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忠孝”的道德伦理在近代以前,更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文化精神,“忠孝”道德已经深深融入到日本民众的思维、行动方式以及感情、生活之中。同时,也对日本的政治、法律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儒教的“忠孝”道德决非原样移植,而是有所取舍和改变。它根据日本原有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挥了与中国不尽相同的作用。“忠孝”道德在日本宗教的世俗化进程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近代日本,它是同日本的民众与国体的一体化而并存的,成为了日本国民政治价值观的一部分。中国儒家思想的“忠”和“孝”在日本的接受、演变、发展过程中,其内涵和对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顺应社会需求,被不断加以改造,从而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在日本, 5世纪初汉字和儒家经典传入日本之前,并不存在上述意义的“孝”的道德和伦理观念。日本历史上原只有“忠”这个概念,没有“孝”的概念。“忠”的含义与“诚”这个字所表现的意义相通,即以诚实之情为家和主人服务。在中国儒家的“孝”道移植入日本之前,日本人虽存在亲子间的自然亲情与敬养亲老的风俗,但这种情感与习俗尚未上升为伦理学的概念。接受中国儒家的“孝”观念,使日本人固有的情感与习俗取得了理论形式。日本最早明确将“忠”定为绝对的伦理道德准则的是圣德太子公元604年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宪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尤其是“忠孝”道德。其中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独一无二的最高首领,臣民都要服从于天皇,即忠于天皇。日本自从室町时代中期开始,进入“下剋上”的混乱时期,经过守护大名频繁争战的战国时代,兵戈四起,纲常紊乱,迫切需要朱子学伦理纲常的说教,为重建封建身分制服务。日本朱子学强调伦理纲常,主要目的是巩固幕府将军的统治实权,天皇只是分其余润而已。在武士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更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家的根本。到了江户时代,为巩固统一的政权,三纲五常、忠孝的学说得到了广泛传播。武士道的兴起就是儒教的“忠孝”道德在武土阶级中的具体表现。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埋没自我的、绝对的主从关系。江户幕府特别强调在幕府、大名、家臣之间要讲“忠”,在他们的家庭和下层民众的家庭当中要讲“孝”。到幕末时期,儒学家们感到主从之忠的不合理,开始注重大义名分。主从之忠,也就转变成为对天皇的忠。“忠孝一致”与“忠孝一体”经过后来的倒幕维新志士的发展,成为尊王攘夷运动的理论基础。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成为家族式的天皇制国家,忠孝道德被作为国家的基本道德,对户主孝,对天皇忠是人人要遵守的社会道德规范。在家庭当中,孝就是对户主的绝对服从,子女的职业选择、择偶婚配等也必须服从户主的意志,甚至自身也要听任户主买卖。在这样一种孝的延长线上,对天皇的忠就是爱国。因为天皇是国家的代表,所以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和无条件服从是第一重要的。统治者极力提倡“忠孝一体”、“忠孝不可分”,通过《教育敕语》等使民众意识到: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是父权家长制度中亲子关系的极限扩大。《教育敕语》以“忠”、“孝”为核心内容,体现了日本传统的道德要求,但它所重的“教育”实为“皇民教育”、“神民教育”,不是为了扩张知识和获得思想自由,相反是要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把日本民众变成其近代化机器上的一个无思无欲的零件。《教育敕语》不仅作为一切学校教育的基本原则,而且作为国民精神生活的最高标准,强制国民服从。由于家是国的扩大,国是大家,家是小国,主从关系与君臣关系是对家族关系的模拟和延续,主君的权威是家长权的扩大,事主以忠就是孝子尊亲的结果,这样就达到了家族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统一。至此,忠的道德已经从主从之忠转变为君臣之忠。近代以来,日本的统治阶级极力推行家族国家观,“忠孝一致”与“忠孝一体”发展成为日本国民道德的最高准则。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法西斯军国主义者将“忠孝一致”、“忠孝一体”绝对化为“忠君爱国”,就是要国民完全抛弃个人利益,抛弃私欲,无条件地、绝对地服从天皇和国家,使军国主义政权得以畅行无阻地推行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总之,儒教的“忠孝”道德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作为一种思想教化工具被统治者利用,对统一日本国民思想,保持日本国内稳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同时,其绝对化、极端化给亚洲各国带来的深重灾难等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