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明文规定了单位犯罪,但不容否认的是,单位犯罪在我国的匆忙出台更多是基于司法实践的压力,而未经刑法理论的充分积淀与论证。在立法中,“自然人-单位”的二元犯罪主体模式是否得到真正的贯彻值得怀疑,刑法总则中其他相关原理是否能自动套用“单位”的效力,刑法对此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受传统的以自然人犯罪为基础的刑法理论的束缚,以自然人为规范样式的条文表述形式在刑法总则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留给单位犯罪在措辞上的解释空间也极为狭小。在单位自首问题上的理论困惑更是明显,相关立法的不明确性直接影响到司法实践。本文在结构上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实际案例出发,对陈某走私普通货物案进行简单介绍并提出争议焦点;第二部分对该案的争议焦点进行分析,依据相应的法律条文及理论学说对被告单位能否成为自首主体、陈某行为性质的认定以及被告单位自首后如何处罚进行具体的分析;第三部分对我国单位犯罪自首司法认定中的制度困境进行分析,明晰我国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介绍国外刑法观念的制度规制及对我国的立法启示,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有关单位犯罪的立法例、法人刑事责任的理论学说以及自首制度规定的现状进行对比研究,借鉴其合理之处,提出对我国的立法启示;第五部分探究我国单位自首制度的立法完善,基于上文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从界定单位自首的概念及单位自首的处罚方法两方面提出我国单位自首制度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