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利益问题是国际贸易研究中的经典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全球“碎片化生产”为主要特征的产品内分工迅猛发展，带来了国际贸易的规模、结构及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对贸易利益产生的机制、评估也带来影响。中国经过近30多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10多年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分工体系中的重要节点，跃升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由此也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引发了一些争议。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贸易利益:西方一些论点将全球失衡的责任归咎于中国，认为中国从巨额贸易顺差中获取丰厚利益;国内不少研究则认为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条低端而获利微薄。深入研究并澄清这些问题，涉及如何分析和评估中国的静态和动态贸易利益，以及这一利益与全球分工地位的内在联系等领域。　　本论文尝试从这一理论和实践背景出发，在探讨全球产品内分工发展与深化给贸易利益内涵、机制和影响分析以及评估指标等带来的变化基础上，着眼于从两个理论视角来分析贸易利益——一方面通过传统的贸易利益分析框架，从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角度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的宏观福利效应，以此矫正近年学术上过分偏重“微观案例分析”对利益评价带来的误读;一方面则通过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的价值链理论，从利益主体、利益分配等视角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以及这一地位与获取贸易利益的渠道、影响等内在的关联。在此基础上，论文运用目前国际上较公认的、通行的“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指标（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度指标衍生而来），从实证角度全面分析和评估了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出口带来的国内增加值总量和结构变化，对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的中国对外贸易利益做了一个替代性的量化评估，同时也进一步厘清了增加值指标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度指标、贸易利益这若干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避免了一些案例分析或实证研究对计算结果的“误读”或“过度解读”。为了更深入地辨析中国所处的制造业分工地位形成机制，论文将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展至制造业为主的出口模式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关联这一动态利益层面，尝试从理论上阐释制成品出口与一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并利用中国的出口增加值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总的来看，论文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验证了以下三个假说:一是中国通过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在宏观层面获取了可观的贸易静态和动态利益——传统贸易理论与价值链理论在这一点上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二是相对于贸易顺差等指标来说，基于投入产出数据和垂直专业化分工度指标衍生来的出口增加值指标，更适宜作为评估中国这样一个深度参与全球分工的贸易大国利益的替代量化指标，但二者在概念和内涵上仍存在不少区别。三是从动态层面看，中国对外贸易不仅对增加劳动者收入、拉动经济增长有明显带动，在促进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中国以制造品出口为主的贸易增长模式也不仅没有抑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反而是促进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升级的重要因素。　　基于这些研究结论，论文总的认为，应冷静辨析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成长路径，既应看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发展对外贸易带来的巨大收益，避免陷入“低端受损论”;同时也要清醒认识中国的全球分工地位，特别是贸易额与实际贸易利益之间的差距。从动态层面看，中国对外贸易30多年集聚形成的制造业基础和产业配套能力，正在衍化成为下一步深度参与全球分工的新“要素禀赋”，依托这一基础并积极鼓励各种适应市场需求的业态创新，是以提升全球价值链条地位为导向的中国外贸转型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