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升,这种变化为物质主义的兴盛提供了温床。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和文明的发展,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幸福问题。因此,物质主义的兴盛和自身幸福感的状况均是当下国人关心的问题。而西方研究者早己开始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发现总体上物质主义和幸福感是负相关的,并且开始探索其内在关系,发现诸多因素在物质主义和幸福感之间起着中介效应。这些研究有助于了解物质主义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帮助人们提升幸福感水平,了解人类心理活动特点。与西方相比较,虽然我国现在物质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物质主义相关的研究却很少,对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也是屈指可数,而探讨其内在关系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这种研究状况与我国当下对这方面研究的需求情况不符。另一方面,西方的研究虽然发现了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一些关系,但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西方提倡个人主义,处于基督教的宗教文化下；而中国提倡集体主义,民众总体上无宗教信仰。东西方虽然近年来交流频繁、文化交融,但是长久的差异根深蒂固,因此西方的研究结果难以直接套用到中国社会中,故需要在中国人群中进行物质主义和幸福感的关系研究。鉴于国外学者已经发现控制感在物质主义和情绪幸福感中起着中介效应,本研究进一步拓展其研究,验证并发展之,以求获得中国群体中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研究的前期资料,并且对其中的中介机制做初期的探索,以期望为国民的幸福提升和国民的价值引导尽绵薄之力。本研究分为两项研究,研究一为相关研究,通过发放量表调查物质主义、幸福感和控制感分数。研究一使用的工具如下：对物质主义的调查采用Richins和Dawson编制的18项目物质主义量表(Richins & Dawson,1992);对幸福感的调查中,测量情绪幸福感时采用Watson (1988)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测量生活满足感则采用Diener的五项目生活满足感量表；对于控制感的测量,选用了Levenson24项目的内控性、有实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对于所得到的数据,采用相关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索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和控制感的中介效应。研究一结果表明,中国人群中物质主义和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当控制感在统计上被控制后,物质主义与情绪幸福感和生活满足感之间的相关关系都被大大消弱了。但是在研究一中,没有对社会期望进行控制。而物质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为了缓解社会压力,被试可能出现虚假作答。但是已有研究发现,西方的测谎问卷并不适合中国,故而研究二采用了内隐方法对物质主义进行测量。研究材料中,对物质主义的测量采用E-prime编制的内隐联想测验(IAT)。而对幸福感的测量采用Watson (1988)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以及Diener的五项目生活满足感量表。对控制感的测量采用Levenson24项目的内控性、有实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对于所得到的数据,仍采用相关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索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和控制感的中介效应。研究二的结果也表明,物质主义和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当控制感在统计上被控制后,物质主义与情绪幸福感和生活满足感之间的相关关系都被大大消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