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逐渐从职权主义诉讼体制向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转变,在此诉讼体制中更强调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法院作出裁判所依据的各类证据应由当事人主动收集和提供,未能提出证据的,裁判结果可能对该当事人不利。以民事诉讼中常见的且经常发挥重要证明作用的书证为例,该书证可能被对方当事人所持有,尤其像劳动纠纷、环境侵权纠纷、医疗纠纷等现代型诉讼中,处于劣势一方当事人,对书证没有控制权,对方当事人为避免陷入于己不利的境地,不会主动将书证提交法院,在此情况下,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因举证不能而面临败诉风险。为解决当事人收集由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控制的书证的难题,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创立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该制度不仅拓宽了当事人收集书证的途径,而且对于法院发现真实、保障审判结果的实质正义等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为解决“证据偏在”现象,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实质平等,促进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2条、113条首次明确规定了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初步构建了该制度的框架。2019年10月14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完善了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该制度对于促进案件事实查明和实现裁判结果客观公正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第一部分为文书提出命令的法理分析,在这部分中,首先通过介绍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起源,明确文书提出命令出现的背景;其次通过介绍文书提出义务,以及结合相关学说,总结文书提出命令的理论依据;然后对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概念及该制度的功能作简要概述;最后通过文书提出命令与相关制度的概念区分,从而对文书提出命令的内涵进行合理把握。第二部分为我国在设立和完善文书提出命令的相关内容,包括对文书提出命令在我国产生的背景、立法沿革,新《证据规定》对原文书提出命令进行完善的必要性,我国在完善该制度时选择何种模式,完善的具体内容等方面进行介绍,从而明确文书提出命令在我国的发展现状。第三部分是对我国新《证据规定》中文书提出命令的实务适用的相关研究,具体包括对完善后的文书提出命令对象范围的理解、该制度运行程序（申请和审查）中应注意事项、违反文书提出命令的法律后果及救济制度,进而使理论与实务更好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