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中国书法史的发展也不例外，书法自身的发展也是遵循着一定的发展规律。真、行、草书的形成与发展使得隶书逐渐衰退，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各体完备，至此书法的发展进入了自觉时期。书法经历了隋唐楷书的兴盛，五代、宋、元、明行草的流行，明末书法的发展进入了停滞期。明代末期，傅山、王铎等书家开始转变为以古拙为美的审美倾向，开启了书法的另一种审美领域。清代前期的隶书，更多的反映出隶书书法从取法唐人、随意书写状态转向回归汉代隶书、以古为师的转变过程。到康熙后期，隶书的漫无法则、怪异离奇等书学态度及书写方式引等起一些严谨而师学古人的人士的不满和抨击。当时的学者和金石学家王弘、王澍等人，都在指斥元明隶书弊病的同时，大力鼓吹和提倡学习汉隶。与此同时，郑簠、朱彝尊等人的寻访搜集汉碑活动以及他们在临摹学习汉隶方面的实践和成就，也对当时的隶书取法和创作途径提供了榜样。除了书法界有识之士的宣传提倡和身体力行外，清代前期隶书的复兴及风格转变，还与这一时期学术风气的影响有不可磨灭的关系。训诂考据学的兴盛直接使得清代初期学风发生变化。然而训诂考据的前提就是需要有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作为实物依据。于是，许多从前不为人所重视的古代遗物和文字资料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金石碑版。其中金石文字更是以数量繁多和切实可信而备受世人的重视，并由此导致了清代金石学和文字学的繁荣。在清初学者中，顾炎武、王弘撰、朱彝尊、万经、王澍等对金石学和文字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清代隶书的强劲发展是清代碑学发展的先导。清代初期帖学对书法的垄断致使书风过于呆板，没有创新意味。迫于历史性文化习惯的压力，致使书法艺术在漫漫发展历史中艰难曲折的向前发展着。较为明显的是，法帖的流美导致的“馆阁体”对清初书法的严重阻碍影响，从而形成了书法格调低下的局面。清初与这一局面形成对立的现象就是一大批书家对隶书的关注与研究。清代初期的隶书不仅奠定了碑学在清代发展的基础，而且也自始至终伴随着清代三百多年书法的发展变化。因此，对于清代初期隶书的研究对清代书法主流的研究，特别是清代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