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预期寿命升高、出生率下滑为我国养老保险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长期以来,我国养老保险基金逐年缩水,且随着国内抚养比的增大,代际间的赡养压力将逐渐加重,不利于维护社会的“效率”和“公平”。作为解决我国当前养老金收支缺口问题的重要办法,如何科学地开展延迟退休制度始终是我国政府探索的重要方向。早在2008年11月,有关部门就表示正在酝酿在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2013年发布的《党中央重大决定》中也指出,我国政府将开始对现行退休年龄制度的更新换代进行研究;《十三五规划》中又进一步提出,将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同时发展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可见延迟退休政策势在必行,最优退休年龄的测算也将是我国相关政策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求解能够在社会福利最大化及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维持我国基本养老金财政收支状况的最优退休年龄为目标。通过整理我国的退休制度及养老保险制度的演进过程,剖析我国退休制度及养老模式的变化脉络,参考西方国家弹性退休制度经验,本文发现由于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及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缓慢,老龄化趋势下日渐严重的养老负担基本由社会养老体系一力承担,社会养老系统承担着巨大压力,推行延迟退休年龄制度或为最有效手段之一。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能够同时表现人口结构因素及政府财政因素的世代交叠模型。在传统世代交叠模型结构之上,加入政府决策者,将人口老龄化及延迟退休因素纳入分析系统。在市场完全竞争、政府对养老金收支负责且能够完全控制退休年龄的条件下,从政府决策者角度着眼,探究了经济系统稳态情况下,使养老金财政收支维持平衡的最优延迟退休年龄。分析结果显示,在本文所模拟的我国基准参数条件（资本产出弹性为0.4,总和生育率为1.6,统筹养老金缴费率为16%）下,预期寿命增加2年所导致的养老金负担可通过延迟退休1.29年缓解,在此基础上继续提高退休年龄将有助于减轻养老金财政支出压力但最高不应超过4.15年,否则将导致养老金收支的恶化。控制生育率、提高养老金缴费率都会不同程度的强化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作用效果。基于这一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当前退休年龄在原基础上延迟1.5年。以原55岁退休的劳动者为例,本文建议应以56.5岁为最优退休年龄,并视人均寿命的延长逐步调整最优退休年龄,在2030年前将退休年龄调整至57.5岁。另外,女性劳动者的退休年龄延长幅度长于同等条件下的男性劳动者,本文认为我国应当逐步缩小两性退休制度差异,并将统一男女性劳动者退休制度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区别于现有文献多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通过构建综合考虑延迟退休及人口老龄化两种情况的模型及分析框架进行定量分析。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将人口结构因素及退休制度因素分别纳入模型,并进一步探讨了男女性劳动者退休制度差异,更为契合我国社会实际。另外,本文特别考虑了养老财政在世代交叠模型中的作用方式,即其不总处于平衡状态,存在盈余和赤字的可能,突破了大多相关研究的盲区。本文同时存在许多改进空间。首先,本文采用世代交叠模型虽考虑人口因素,但难以刻画现实人口结构特征,其他参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量化困难,模型的稳健性及精度有待进一步验证。另外,本文仅由政府角度进行最优退休年龄效果的评判可能导致了对居民效用的忽视,先进的退休机制应能允许居民视自身财富、健康、时间等因素自行选择弹性的退休方式,以“一刀切”的形式设计模型其指导意义可能较为有限。退休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本文模型仅能覆盖其中部分,所能给出的建议限于最优退休年龄的选取和部分参照指标取值,不足以真正推动政策制定和实施。以上问题将是本文今后思考和研究的主要方向,期待本文所做工作能够为我国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