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在提升人们生产生活的高效性与便捷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为更好地治理网络空间,我国由传统的“政府-个人”信息内容治理模式转变为“政府-网络平台-个人”三元治理模式。在这种新型治理模式中,我国立法给网络平台配置了严格的信息内容审查义务,这一义务在网络平台面对用户时转化成了一种私权力,平台因此具有了双重属性,其既是行政相对人,又是监管者。为了形成合理有效的社会治理,应当规制网络平台的信息内容审查“私权力”。在对我国平台信息内容审查“私权力”的法规范现状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平台信息内容审查“私权力”的立法来源——审查义务,目前仍存在法律规定不统一、程序性保障不完善等问题。这便导致平台在实践中不当使用信息内容审查权力,进而引发了信息内容审查规则的设立缺乏用户的有效参与、网络平台审核机制缺乏公开性、内容审查决定缺乏符合正当性的说理要求等一系列程序性问题,还损害了平台用户的救济权利。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网络平台的信息内容审查“私权力”加以规制。实体方面,从完善网络平台信息内容审查义务角度出发,细化违法信息范围和审查标准。具体而言,在行政机关为网络平台配置审查义务时,要求下位法应当在遵循上位法规定的基础上划定违法信息范围,不能随意扩张,可以以信息内容危害性标准细化违法信息范围;在审查标准的划定方面,以平台主动发现采用明显违法标准、被动发现采用一般违法标准来完善平台发现义务。程序方面,从以下五个部分对网络平台的信息内容审查行为作出程序规制。其一,加强信息内容审查规则形成中的用户参与,优化用户意见征求程序,健全用户评价机制;其二,提高人工审查标准和算法程序的透明度,完善内部审查结构;其三,完善信息内容审查规则实施程序,提升内部审查专业性;其四,规范审查处理决定的事前程序,设置合理的告知、听证、协商程序;其五,保障用户权利救济,优化平台申诉制度,拓宽行政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