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引起世界各大经济体的关注。数字贸易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产业的深层次融合的产物,其核心是借助数字技术加强了贸易双方的信息互联互通,便利了货物贸易的同时,使更大范围的服务贸易开展成为可能。数字贸易的基础是数字经济,它的出现也反向激励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我国加速数字化转型,营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也是对冲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负面作用的重要因素。构建符合我国和国际利益的数字贸易新治理模式,是我国维护国际贸易环境稳定,保障本国经济稳健发展的重要措施。但是,在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上,各经济体之间存在诸多分歧。当前对数字贸易规则的研究尚显缺乏,对关键的争议规则总结研究也比较少,因此对存在争议数字贸易规则进行贸易效应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当前数字贸易国际治理的区域化趋势,本文采取的区域贸易协定（RTA）框架进行分析研究。数字贸易的国际治理方案仍存在诸多争议的原因在于,各国出于己方的利益,提出了有利于本国数字贸易产业发展的治理规则。由于这些规则方案的出发点和维护的利益不一,对各经济体之间的数字贸易活动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根据现有研究和我国行业发展状况,本文对这类存在争议的数字贸易规则对我国数字贸易效应的整体规模效应、不同分部门的贸易效应以及数字贸易限制程度和贸易双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数字贸易规则贸易效应的影响差异进行合理假设。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采取倾向性得分匹配和双重积分相结合的实证模型,从不同角度探究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数字贸易的贸易效应,然后通过多种方法检验实证结果稳健性。回归结果显示,部分数字贸易规则对我国数字贸易规模增长具有显著效应;数字贸易规则对我国数字贸易分部门贸易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我国较严格的数字贸易限制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效应;贸易双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小则相反,相较于发达国家之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贸易发展更易受到数字贸易规则的影响。因此,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综上所述,存在争议的数字贸易规则并非都符合我国数字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鉴于我国数字贸易产业仍处于积极发展、不断完善的阶段,相关产业发展需要合理科学的治理规则方案进行规范和促进。本文的实证结论能够很好地阐述国际上争议较多的数字贸易规则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