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通过对莫言叙事美学和历史诗学的深度辨析以及对莫言小说人物的角色分析,从作家与民间及文学史的互动中,论证了莫言对民间中国的发现与建构,并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论述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叙述立场对于莫言及其写作的意义。　　 以万物有灵的变形视角窥探民间大地的玄机和奥秘是莫言叙事美学的最大特色。在莫言的小说中,变形视角包括动植物、胎儿视角以及死魂视角。莫言小说中的变形视角叙事,从《透明的红萝卜》中发源,之后就汩汩流淌在莫言叙事的文本皱褶、词语缝隙、声音腹地中,并构成对主导叙事视角的补充和缝缀。　　 这些变形视角,在《球状闪电》、《草鞋窨子》、《红高粱家族》、《野种》(又名《父亲在民夫连里》)、《秋水》、《牛》、《司令的女人》、《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四十一炮》及《生死疲劳》等文本中,俯拾即是。它们既成为叙事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又参与营造灵韵飞动的审美境界。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变形视角的补充,莫言叙事文本才增添了更多魔力性的妙昧、童话式的想象,才更萦绕着草色野趣的诗意,散发着民间朴拙的声音,播撒着“妖精现实主义”的复调。而莫言也正是通过这种变形化的动物感知视野,将叙述的触须蔓延至人迹罕至的边角夹缝,缀合起不同的叙事空间,填补了由限知性叙事视角所不能完成的部分,增加了叙事的弹性,丰富了叙事声音的层次,扩充了读者的感知视野,可谓声色兼备、曼妙无比。这也充分表明:只有一颗对民间凡俗、琐屑、草野生活具有深厚积淀和细致观察的“童心”,才能将这种原汁原味的叙事经验灵活自如地呈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采取变形视角,对于莫言而言,并非只是感性的盲目和冲动,而是源自与历史的对话欲望。可以说,参透历史,并以诗性话语建构出一个民间中国,是莫言叙事美学的内在依据。而这又恰恰构成了莫言历史诗学的最大特色——互文性。在对民间中国的发现与建构中,莫言一方面对官方历史保持足够的警惕,一方面对民间也同样有所保留和怀疑,在历史和民间之间,他倾向于超越二者之间的简单对立,以一种差异性的写作策略来完成历史的互文和建构。这也就使得他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总包含着一种与历史、现实的互文关系。比如《红高粱》体现了对“红色经典”的背离,《丰乳肥臀》完成了对母亲的祛魅,而《檀香刑》这一“大踏步撤退”的文本,则是以一种对话的姿态与鲁迅等现代作家启蒙话语形成互文对峙。由此可见,莫言小说的历史诗学以古今经典作为互文对象,既突破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写作系统,又构成了对其建构出的写作规范的挑战。他将历时性文本和共时性文本穿插、缝合到一种狂欢化的语体中,为读者打开了一个别样的民间中国。　　 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形形色色,种类繁多。如果说鲁迅历史性地开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人物类型的话,那么,莫言则“发现了另一个中国”,发现了以往被遮蔽被忽视的“游民”。而莫言的民间立场和小说的民间性正是在这些游民身上得以最大程度的体现。莫言公认的代表性长篇《红高粱家族》从书名上就可看作一部宏大的游民寓言。如果说,在这部“谨以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的大书中,水稻、小麦是粮食之正宗,是粮食作物中的“石民”的话(亦即处于正常秩序中的士农工商)那么,“作为超越人类的历史,永远维持着它那原始的,甚至是反文明的生命力,不受人类盛衰兴亡影响”①的高粱,在粮食作物中扮演的恰恰是处于正统和主流之外的“游民”角色。如果对游民做一番类型学划分,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暴民义民刁民等几种,不一而足,而这其中尤以“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暴民最为光彩照人。　　 考察莫言的创作,总要谈到他的“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化地理标识早已成为他的注册商标。然而,我们发现,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片莫言创作的“血地”,更是人和空间共生共存的文学世界,它已经成为“乡土中国”的具体化,已经成为折射我们人类存在的一片文学疆土。可以说,正是在这片疆土上,“自我”与“民间”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使知识分子的“自我”幻想,得以落实在“民间”的大地上,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我们也可以说,莫言在这片疆土上,发现了“民间”,发现了自我的记忆和生命体验,进而找到了创作的无尽资源。　　 最后,本文探讨了莫言与文学史之间的有趣互动。可以发现,有人将他列为“先锋派”作家,有人将他视为“新历史主义”的代表,还有人将他与“寻根小说家”并列,近些年更有人将他与“民间”、“底层”写作联系在一起。这充分显示了莫言创作的复杂性,同时也表明,莫言的创作难以被单一的文学史概念所捕获。对于莫言而言,他只是“作为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内心,用自己的灵魂书写着哺育他的民间大地。也正是因为这个因为,笔者认为,对于“民间中国的发现与建构”是讨论莫言文学史意义不可忽视的一个面向,也是理解莫言创作的密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