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思想是整个战国时代独特精神的体现。战国竹简中音乐思想的发现和解读为传世儒家音乐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进一步丰富了整个战国时代儒家音乐思想内涵的同时，使原始儒家的思想更具生命力和人情味。战国儒家在对音乐之“情”的体认、对音乐心性教化内在本质的思考、对音乐与礼微妙关系的论述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思想见解。　　战国儒家音乐思想，在追溯先民、三代的祭祀通神思想和周公制礼作乐音乐教化思想的基础上，又受战国心性思潮、重情思想的影响形成。战国儒家音乐思想中即有对先祖“乐通神人”思想的的遥契，又有对音乐教化思想的继承。同时，在战国时代特有的心性哲学思潮影响下，战国竹简儒家在对音乐与“心”、“性”的关系探索中发现了“情”的内涵：乐生于情，乐教以情，乐表真情。上博简中对“无声之乐”的思考，显示了战国儒家对真情的强调。荀子则在充分肯定音乐“情”的内涵的同时，从性恶论的思想出发，认为人之本“性”的恶会导致“情”在抒发过程中出现“淫”、“邪”的思想，因此主张对“情”加以节制。而荀子“节情”思想的提出，对“乐之礼化”的乐、礼关系的形成起了推进作用。与楚简、荀子不同，孟子则从孔子“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思考中，为音乐注入了“仁”、“义”的思想内涵，在其仁政思想的指导下，孟子强调君王要与万民同乐，只有君民同享这饱含“仁”与“义”的音乐，仁政理想才会实现。《乐记》则是集战国儒家音乐思想之大成，重视音乐之“情”，音乐与人之“心性”的关系，其对“以礼节情”思想的强调，进一步推动“乐之礼化”的进程。　　儒家向来强调“教化”的作用，其音乐的存在也是承载“教化”的功用。但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文化思想氛围中，儒家所一直推崇的礼乐教化制度彻底崩塌。儒家推崇的音乐社会教化功用在其服务的社会的沦陷中被众人怀疑，音乐教化的合情理性和可行性在战国受到时代精英和统治者的质疑。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战国儒家转入对音乐更深层次的思考，为音乐的存在寻找合情性，为音乐的教化作用的实现寻找合理性。战国儒家在对音乐本身的反哺中发现音乐之于人“心”的特殊作用，音乐自人“心”出发对人进善成德提供支撑。战国儒家发现音乐与“德”的相通，音乐与“圣”的相连。音乐具有修心养性的作用，对人进善成德、成圣有重要影响。　　战国儒家音乐中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其对“情”的体认，对心性教化的强调，对礼乐微妙关系的思考，都对之后的儒家甚至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在整个儒学史、中国思想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