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21年是新塔利班历经重组、实现崛起并夺取政权的重要时期,这也构成了本文的时间轴线。2001年以来,阿富汗开启重建时期,阿富汗社会随之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与此同时,塔利班通过重组逐渐演化为新塔利班。新塔利班化解了战争初期的生存危机,并在组织结构、意识形态、斗争方式、目标定位、舆论宣传等领域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实现了与阿富汗社会的深度融合。新塔利班的演化与适应,一方面深刻反映了阿富汗重建时期的新变化与新形势,另一方面则呈现出新塔利班与阿富汗社会的深度互动。究其根源,新塔利班的演化及其与阿富汗重建的互动,本质上反映出政治制度模式与传统政治文化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即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根植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土壤。这一问题是近代以来始终困扰阿富汗现代化发展的深层症结。这也构成了阿富汗政府与阿富汗社会脱节的深层症结,从而造成了阿富汗重建时期的种种困境。阿富汗社会属于典型的“分支型社会”,社会基层单元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征。新塔利班权力结构的重组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社会形态的反映。经过重组,新塔利班改变了原本单中心权力格局,演变为依托特定地理单元和部落族群的“伞型”多中心权力结构,逐渐形成奎达舒拉、米兰沙舒拉、白沙瓦舒拉、马什哈德舒拉等四大舒拉并存的局面。作为新塔利班最高权力机构的奎达舒拉,只是名义上的领袖。各舒拉下属的影子政府、大阵线等基层组织,也是基于地理、部落和族群等原则组建,享有高度自治的组织团体,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然而,这种粗放的、扁平式的管理模式无法有效凝聚新塔利班内部的向心力,导致新塔利班内部派系林立,甚至成为激化各派系之间矛盾的导火索。新塔利班的崛起与阿富汗重建困境具有密切联系,特别是阿富汗部落社会。部落社会的支持与否是决定阿富汗政权稳固的基础。新塔利班扎根部落社会,侧重迎合部落社会的诉求,其意识形态具有伊斯兰主义、普什图民族主义、普什图部落主义的特征。新塔利班通过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满足了部落社会的权力诉求,促成了与部落社会的良性互动,进而获得了部落社会的广泛支持。得益于部落社会的支持,新塔利班逐渐发展成为阿富汗国内最强大的政治势力。此外,新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呈现出跨民族、跨地域的特征,这对重塑阿富汗国家意识形态与战后社会整合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新塔利班在斗争方式、目标定位和舆论宣传等方面,呈现出极强的灵活性。新塔利班扎根部落社会,同西方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展开游击战、舆论战,在不对称战争中渐得优势。外部入侵是凝聚阿富汗社会力量的重要意识形态。新塔利班根据这一现状,适时调整宗教话语叙事,淡化伊斯兰极端主义,构建圣战思想与反西方、反政府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以此作为身份标识及合法性的来源。由此,反西方和反政府成为新塔利班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敌我身份划分的标准。在这种理念下,新塔利班紧随时代潮流,利用各种手段,宣传其政治理念,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力。2021年,随着美军的撤退,阿富汗国内政治失衡。新塔利班趁机推翻阿富汗政府,再度建立政权,这标志着阿富汗重建和政治和解的失败。在此之前,政治和解一直被认为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关键。新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的矛盾,实质上是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多元主义与普什图权益、集权主义与普什图分权政治之间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阿富汗政治和解困境的深层症结。同时,外部势力的干预也是制约和解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始终是影响阿富汗国家发展的关键变量。新塔利班与美国的关系,一方面关系新塔利班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决定了阿富汗政局的演变。此外,巴基斯坦在和解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塔利班的再度执政,一方面是适应阿富汗社会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迎合部落社会的产物。其“伞型”的多中心权力结构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与斗争性。但是就国家治理角度而言,其“伞型”的多中心的权力结构显然与现代政治发展相违背。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对于新塔利班领导人的政治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此,化解阿富汗“强社会”与“弱国家”之间的矛盾,增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探索出适合阿富汗国情的现代化之路,仍然是阿富汗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