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承诺补偿制度作为资本市场监管的一项创举,其设立初衷是通过将并购重组由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未来几年的持续性交易,以约束处于信息优势的出让方的“欺骗”行为,提高并购交易的透明度和公平性,进而保护并购方和投资者的利益,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然而,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事与愿违”现象层出不穷,并购业绩承诺呈现出了“高估值高溢价高承诺”、“精准达标、低兑现”的特征,高承诺高估值引发的巨额商誉减值问题暴露了并购业绩承诺在运行过程中的弊端,而这与业绩承诺制度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并购重组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运作手段,是一把双刃剑,高质量的并购重组在助推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发挥协同效应,但无视非理性的高溢价并购,在业绩承诺到期无法兑现时引发的商誉减值“爆雷”现象将引发资本市场的动荡。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有订立业绩补偿承诺协议的定向增发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从并购事前标的企业业绩承诺设置的合理性、承诺期间标的企业的践诺结果两个角度探讨了标的企业业绩承诺对并购商誉减值的影响,分析了并购双方的盈余管理程度、审计质量对并购业绩承诺与商誉减值关系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了计提商誉减值的滞后性问题及目标方参与公司治理对业绩承诺与商誉减值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标的企业的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并购方商誉减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标的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会强化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且审计质量会抑制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标的企业在对赌期间的业绩承诺完成程度与并购方商誉减值规模负相关,并购方的盈余管理行为和审计质量均会抑制业绩承诺完成程度与商誉减值规模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商誉减值的确认具有滞后性,即当标的企业设定了较激进的业绩承诺而导致后期践诺失败时,并购方有推迟计提商誉减值的动机,且平均滞后一到两期。目标方参与公司治理会强化并购业绩承诺激进程度与商誉减值的正向关系,弱化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的负向关系,即目标方担任收购方的董监高有助于业绩承诺的实现,减少商誉减值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