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理”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探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小说家们特别注重“情理”思想的表达。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同属于东亚汉文化圈,文化交流历史悠远,古代朝鲜深受中国汉文化影响,从政治制度的确定到社会秩序的建构再到家庭模式的建立都以古代中国为“模板”,公元1392年李成桂建立朝鲜朝,他大力推崇儒教,后续的统治者也积极、大力地推行程朱理学思想,随着两国文化的交流,儒家情理思想被朝鲜朝所接受,明清小说儒家情理观也随之介入朝鲜朝汉文小说创作领域,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使得朝鲜朝后期汉文小说创作特别注重儒家情理思想的表达。本论文拟在通过考察明清社会思潮和通俗小说情理观的嬗变过程和复杂表现,梳理出随着中朝两国文化的交流,明清小说儒家情理观的介入,朝鲜朝的接受与客体书写和表达的状况,试图勾勒出其流变形态和变化轨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以期探寻其中蕴含的规律性以及对后续小说的影响作用,进一步丰富通俗小说和中朝古代小说比较研究的内容。本文主要以中国传统“情理观”作为对比参照,首先对明清小说儒家情理观进行概述,分析儒家文化层面的“情”、“理”关系和古代小说批评中的“情”、“理”观念,介绍明清小说中儒家情理观的嬗变轨迹,并通过“以理节情”、“崇情黜理”、“主理抑情”及“情理纠结”四个阶段来分析。其次分析朝鲜朝对儒家情理观的接受,分别从对理学传入的接受、儒家情理思想的接受两个方面论述,并梳理出朝鲜朝后期汉文小说创作中儒家情理观的接受轨迹。之后,结合文本对朝鲜朝后期汉文小说创作中的情理观进行解读。以《汉唐遗事》、《彰善感义录》、《折花奇谈》、《玉楼梦》等文本来分析作品对现实世界的情理表达,以《金鳌新话》、《企斋记异》、《红白花传》来分析作品对理想世界的情理表达,最后厘清明清通俗小说与朝鲜朝后期汉文小说在思想结构上的影响与接受、沿袭与发展、调整与变革的复杂关系,总结出中韩小说儒家情理观的同一性和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