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是文学侍从之臣，翰林院是储养词臣的清要之地。自唐开元初翰林院创建，至清末废除，历时一千余年。文学史上众多著名文人曾任职其中，所发挥的文学导向作用非常突出。清代词臣的政治功能减弱，而文学职能加强，帝王的重视、词臣自身角色认知以及士子对词垣的向往，使清代翰林院的文学影响作用超过前代。探讨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的关系，从制度方面研究清代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代文人可以通过馆选、特授、特科等多种途径进入翰林院，而文学优通则是入选的标准。词臣有拟制诏诰、奉和应制等功能，帝王的思想观点左右着他们的文学创作；清代乡会试考官、各省提督学政都是翰林专缺，政府的文化政策通过他们传达于士子；出使国外、祭告川渎也都派遣词臣，利用词臣文学才华的同时，也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词臣还编纂了大量的诗集、文集和赋集，与前代相比，清代翰林院所编之书的学术含量增加，编书的自觉性提高，政府的文化导向在修书过程中得到体现。清代翰林院的职能与文学有紧密的联系。　　 翰林院的文化导向树立了清初诗坛的宗唐诗风。鉴于开国之初含有民族色彩的宗宋诗风兴盛，康熙通过大考升黜、书籍编纂等途径向翰林院灌输宗唐诗风，台阁要员也组织翰林官声讨宋诗。在帝王和大臣的干涉下，康熙十七年进入翰林院的宗宋诗风倡导者王士祯诗风发生了转变，向唐音复归，并奠定了其诗坛正宗的地位。而一些未能进入翰林院的诗人，则保持着和翰苑诗风的对立，汪懋麟和徐乾学、施闰章等关于宗宋宗唐的争论，体现了翰林官和非翰林官在诗风上的差异。　　 方苞的古文理论也与其翰林院经历有关。康熙将陷入“《南山集》案”牵连的方苞提拔为南书房文学侍从，康熙尚简的古文观对欲以学术见诸政事的方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后任翰林院教习以及编纂举业教材的工作，使其将时文的禁忌纳入古文理论之中，探究方苞义法论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当时的词臣，私下对其理论颇有异议，而在官方场合则多一致之论，可见方苞古文理论中的翰林文化根源。　　 清代翰林院是律赋考试的重镇，而以词垣考赋为主要内容的《同馆赋钞》大量出现，从翰林出身的法式善所编《同馆赋钞》中可以看出清代律赋创作与学术的密切关系、颂圣之风的昌炽以及律赋创作的清秀风格等。其他士人为了能够进入翰林院，积极创作律赋，并以词垣的风貌为标准，翰林院考赋促使清代律赋全面兴盛。　　 清代翰林院的学术功能加强，经筵日讲与理学、图书编纂与汉学有紧密的联系，翰林院中汉学和宋学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由于大规模的编书活动，乾嘉时期汉学地位上升，翰林院中产生了汉宋之争，代表宋学的姚鼐和代表汉学的戴震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姚鼐负气离开翰林院。　　 本文的附录部分展示了清代顺治朝至嘉庆朝翰林院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与正文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