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早期歌德、吕克特以降,德语作家不断改写中国诗歌,汲取中国文化元素和哲学思想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至20世纪初期,贝特格、克拉邦德和洪涛生等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改写在数量和质量及社会影响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类作品以高度的诗意化为突出特色,注重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创造性改写,与汉学家注重学术性、知识性的译介方式构成了鲜明对照。德语作家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改写,是其对中国文学接受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德文学关系进一步扩展的标准。这类改写作品数量众多,如何理解其合法性、文化价值和诗学意涵,成为亟待展开的课题。本文第一章,主要归纳了学界对德语作家改写中国古代诗歌、德语诗人与中国文化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德语诗歌中的中国因素等进行了历时性梳理。本章指出,目前主要有四种研究类型,即以史料梳理与考证为核心的研究、以作品译介和改写为核心的研究、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核心的研究,以及以文化影响和对话为着眼点的研究。这四条研究路径着眼点和侧重各有不同,在德语作家改写中国诗歌的现象历时性梳理、共时性的内在规律探查、跨文化的诗学阐发研究等方面存在空白。第二章,侧重对20世纪早期德语作家对中国古代诗歌改写的众多现象进行梳理和分类,并重点探讨了改写中国古代诗歌的三种重要现象,即分别以贝特格、克拉邦德和洪涛生为代表的侧重“美学改写”“个性征用”与“现代诠释”的改写实践。三位德语作家分别在中国古代诗歌元素的现代更新、诗歌主题的创造性重构和内在精神的现代诠释层面具有代表性,相较于同类作家,其改写作品所呈现的艺术手法、主题借用和改写中对原作的创造性诠释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第三章,聚焦贝特格改写中国古代诗歌的“美学改写”研究,并分析其改写背后的主要动因。通过分析贝特格改写中国古代诗歌的代表作《中国笛子:中国诗歌改写》（Die chinesische Fl（?）te.Nachdichtungen chinesischer Lyrik）、《中国桃花:中国诗歌改写》（Pfirsichblüten aus China.Nachdichtungen chinesischer Lyrik）这两部作品,指出贝格特立足欧洲译本,对中国古代诗歌自然意象的转化、对人物形象的再塑,以及对意境之美的改换,是其改写作品的三大特点;基于审美现代性体验重铸古典诗歌经验,是其根本立场。相应地,贝特格改写中国诗歌的主要动因则主要分为五个方面,即宏观文化层面、内在的文化认知层面、文学观念的接受层面、主观的文学经验层面与文化市场诱因层面。第四章,专门探究克拉邦德在对中国古代诗歌的主题改写中所形成的“个性征用”,并阐释其改写的基本动机。本章以剖析克拉邦德的改写作品《紧锣密鼓:中国战争诗歌改写》（Dumpfe Trommel und berauschtes Gong:Nachdichtungen chinesischer Kriegslyrik,1915）、《李太白:改写》（Li-tai-pe,Nachdichtungen,1916）、《花船:中国诗歌改写》（Das Blumenschiff;Nachdichtungen chinesischer Lyrik,1921）等作品为基础,阐述了克拉邦德对中国古代诗歌、文化的独特风格所做的个性化的征用,呈现了其对中国诗歌边塞主题、情思主题和饮酒主题进行再度重构的具体方式及其独特意义。同时,指出克拉邦德改写中国古代诗歌的五种基本动机,即社会层面的文化借镜、审美层面的美学精神契合、艺术观念的共契、主体情感层面的认同及诗学思想层面的共鸣。第五章,集中分析洪涛生在改写中国古代诗歌过程中所采取的“现代诠释”,并论述了其改写实践的展开机制。本章以对洪涛生的《陶渊明:德语改写诗选》（Tau Yüan-Ming:Ausgew（?）hlte Gedichte in deutscher Nachdichtung,1928）与《德译中国诗人选集》（Chinesische Dichter in deutscher Sprache,1926）两部作品的分析为基础,指出了洪涛生以改写为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的阐释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古代诗歌自然体悟、人生旨趣和田园精神的创造性阐释上。与此相应,德语作家改写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延续、外部的文化过滤、外部助力、自身的文化立场以及现代诠释视角,则构成了洪涛生改写活动五位一体的展开机制。第六章,基于对贝特格、克拉邦德和洪涛生改写中国古代诗歌的现象分析,进一步研究改写文本蕴含的不同改写策略、潜在规律与合法性问题。从历时性的层面观察,虽然三位德语作家采用的改写方法相当多样化,但又都与歌德以来改写中国古代诗歌、汲取中国文化的传统密切相关,总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基本的策略。而从改写手法、现象观察,这些改写总体上又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的模式,即更新模式、创造模式和诠释模式。从比较文学总体文学研究的视域观察,德语作家、法语作家和英美作家的中国古代诗歌改写都存在一定的规律性。而从跨文化的知识生产研究视角观察,德语作家在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改写中,则构成了与汉学家关于中国的“理性知识”所不同的“诗性知识”,呈现出了一种认知中国的独特内在路径。第七章,从比较诗学研究的视域出发,展开对德语作家改写中国古代诗歌的文本和中国古代诗歌在诗学层面的比较研究,从文学风格、审美体验、人生哲学和文化精神四个维度着眼,提炼出了中德诗学对话的十三组范畴并进行专门论述。通过对德语作家所改写的文本与中国古代诗人作品中四个维度、十三组诗学范畴的异同阐释,揭示了跨文化语境中这类改写文本的独特文化价值、诗学意涵。在结语部分,本文从改写现象、模式、动机、策略、本质、文化效应、诗学意涵,及改写理论八个方面展开,对20世纪初德语作家改写中国诗歌的基本规律、内在动因、动机与诗学意涵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同时,本文还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