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五·七”干校是这—特定阶段的特殊产物。研究“五·七”干校，并对它特殊的干部教育模式进行反思，不仅对党史研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党的干部教育体制及内容的科学化也具有现实意义。　　本论文分四个方面对该选题进行了初步思考。第一部分阐述了“五·七”干校提出的特殊背景、理论依据以及模式化的历史过程;第二部分从国际、国内两方面分析“五·七”干校产生的动因。对苏联社会主义问题的反思和应对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思考是其产生的外在动因，而毛泽东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关注及“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干群关系的变化则是其产生的内在动因;在动因分析的基础上，文章第三部分剖析了“五·七”干校干部教育的内容与模式;第四部分对“五·七”干校及其干部教育模式作了探索性的历史反思，并总结它所带来的启示。　　今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和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40周年，反思“五·七”干校这段特殊历史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避免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些昨天的教训中发现那些旧的方法、旧的模式、旧的思路的历史局限性，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越它，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思路，创造新的制度、新的模式，从而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干部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