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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部门是经济市场运行的血脉和其发展机制的有力保障。自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概念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其作为改革的党政议题;2016年明确提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方案,并指出我国“三农”金额缺口依然很大。由此可见,“普惠金融”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近些年来,普惠金融成为我国构建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江苏三大区域农村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改革具有深远影响。本文从普惠金融的内涵释义出发,首先整理了国内外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和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其次根据江苏省三大区域普惠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和困难瓶颈,在Sarma指数测评方法上选取三个维度八项指标测算出1998-2017年江苏三大区域的普惠金融指数,评估和比较江苏省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整体趋势及区域间的差异性。评估的实证结果表明,江苏三大区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逐年提升,苏南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普惠金融指数达到0.6528。相比而言,苏中、苏北地区虽然起点低,但增长幅度远远大于苏南地区,2017年的普惠金融水平分别是1998年的26.6倍和60倍。江苏三大区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加强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移动金融等实现金融普惠发展有利于农村经济增长。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灰色关联分析和预测模型比较研究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指数、居民人均收入和道路密度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基本上达到0.9,尤其是对苏北地区影响更为显著。互联网普及率只对苏北地区的农村经济增长有正向性影响,其关联度达到0.662。在多元回归中,城镇化率对苏南地区农村经济增长呈负向性影响,影响系数为-0.043;对苏中和苏北地区具有积极的正向性影响;而灰色关联分析中,城镇化率与苏南、苏中和苏北农村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分别为0.791,0.610和0.589。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呈倒U型关系。金融惠及程度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政策和时间效应,尤其在2006-2008年和2015-2017年期间表现明显。不同的外部环境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普惠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金融信息化水平和服务效率、丰富金融产品并鼓励多元金融机构创新、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发展、普及大众金融专业基础知识以及加强金融行业的立法和监管更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