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长于中国本土文化之上的国家监察制度,其不仅是防止一个国家内部滋生腐败和促进国家机关权力有效运行的重要途径,还是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制度经验。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遵循孙中山的思想,实行五权分立,南京国民政府创设了监察院。1931年至1949年期间,于右任一直担任监察院院长,主持院内工作,故而被人们尊称为民国“监察之父”,在其影响下,该时期的监察制度得以付诸实践,无疑具有着重要的探讨价值。据此,亟需通过制度建设、思想内容、具体实践、制约因素四个维度检视该时期的监察权运行状况,进而发现深藏于其中的具有一般性意义的历史症结。故而本文拟对于右任任职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期间的监察思想及其实践进行研究,论文的基本框架和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国民政府监察院的制度建设”。该部分首先阐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是孙中山监察权理论的产物,主要包括监察院具体的监察职权、人员组成、法律体系等制度内容。其次,主要介绍了监察院的前两任院长、于右任就任的背景、以及选任其任职监察院院长的目的,由此为后文的论述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为“于右任的监察思想来源及其内容”。该部分对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的监察思想进行了阐述,包括思想来源与内容两个方面。在思想来源的维度,于右任监察思想来源于孙中山的监察思想,主要体现在监察权独立、弹惩分离、监察院需接受人民监督等方面。在此时期,于右任深受孙中山的影响,是孙中山思想中有关监察部分的践行者。在思想内容的维度,于右任在承继孙的监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监察制度的独到思想,如主张赋予监察院以惩戒权,强调监察权的独立行使,重视人民的监督作用等等。第三部分为“于右任监察思想的具体实践”。该部分主要讲述于右任担任院长后的具体实践。作为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通过践行孙中山遗教,在孙的监察思想之基础上,提出具有独到见解的监察思想内容并付诸于实践。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唯才是用,直言敢谏的标准遴选监察委员;实行分区监察制度,设立监察使署,代表中央政府在地方行使监察权;以及抗战期间,于右任适时实行战区巡查制度,设立战时巡察使,分别深入监察各级机关工作,并以身作则亲自参加视察活动;增设纠举权和建议权以适应战时之需要,促进监察工作在抗战时期的顺利开展;对监察工作中的具体制度与相关法律不断加以改进和调整,领导监察院制定了一系列规程及纲要;以及于右任领导召开会议、制定相关法规制度等等。第四部分为“于右任任职期间监察院运行的制约因素”。该部分以监察院的制度设计本身及外部因素为切入点,对在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主持之下的监察院行使职权的制约因素做出客观梳理。在此时期,于右任尽管对国民党内的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监察院在其的领导下亦对贪官污吏、违法渎职人员展开了严厉打击,并处罚了一批犯案人员。但由于监察院自身体系建设与制度的缺陷,弹劾权与惩戒权分离制度以及受人治统治、派系争斗影响等等诸多因素,致使监察权完整性、权威性的丧失,并由此成为了制约监察院绩效运行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