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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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表明,公司的最优投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由投资机会决定,而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分别促使公司的实际支出低于和高于这一边界。本文选择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同时考虑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两种因素,来分析两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这种方法的优势是不仅可以测度样本公司的投资效率,而且可以从截面和时序两个角度定量分析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样本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程度。根据这种思路,对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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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表明,公司的最优投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由投资机会决定,而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分别促使公司的实际支出低于和高于这一边界。本文选择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同时考虑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两种因素,来分析两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这种方法的优势是不仅可以测度样本公司的投资效率,而且可以从截面和时序两个角度定量分析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样本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程度。根据这种思路,对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理论的检验转化为公司实际投资支出与最优边界之间的偏离程度是否显著。本文进一步探讨二者所受到的影响因素,并对二者造成的实际投资支出与最优支出水平偏离程度定量分析,把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造成的偏离分解为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然后通过对样本分组对比分析两者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本文以2012-2018年我国A股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为考察对象,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研究了融资约束、代理成本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关系,测算了两者分别对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程度,以及两者综合影响程度,最终发现新能源汽车产业实际投资支出低于最优投资支出水平0.65%,样本总体处于微弱的融资约束状态。具体而言,样本公司因融资约束造成的投资不足为低于最优投资水平29.48%,代理成本造成的过度投资为超过最优投资水平30.13%。样本受较少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问题影响的比例为31.21%;受较多融资约束和较少代理成本问题影响的比例为34.6%;受较少融资约束和较多代理成本问题影响的比例为34.19%。因此样本总体投资效率虽然接近最优水平,但实际上是由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影响抵消叠加导致,具体到每个企业,有超过60%的公司出现较为严重的投资不足或者过度投资问题。其中,融资约束与地区金融环境和政府补助呈显著负相关;代理成本与高管持股比例呈显著正相关,与管理层薪酬呈显著负相关。通过对样本公司分组分析发现,（1）地区金融环境对东部公司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大,对中西部地区作用有限;（2）国有企业受到融资约束问题的影响小于民营企业;（3）政府补助对于融资约束问题的缓解作用显著,对民营企业的作用高于国有企业;（4）国有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问题较小,主要原因在于其获得的外部融资总量高于民营企业;（5）高管持股加重了代理成本造成的过度投资,而管理层薪酬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6）管理层薪酬可以有效应对东部地区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代理成本问题,但是对于中西部企业和国有企业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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