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过去20年来,世界范围内肝细胞肝癌（HCC）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不同阶段的肝细胞肝癌,需要考虑患者的疾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式,才能在达到治疗效果的同时,降低对肝功能的损害,最大可能的提高患者的生存。巴塞罗那肝癌分期（BCLC分期）是西方国家评价肝细胞肝癌患者预后最常用的分期体系,对于BCLC分期为中期的患者,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目前国际指南推荐的标准治疗。团队此前通过大样本多中心研究,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TACE标准人群的临床预后模型—“6 and 12”模型,即“预测参数=最大肿瘤直径+肿瘤数目”的预测模型,可以对每一个经TACE治疗的HCC患者进行个体化生存预测。“6 and 12”模型还可以通过分层,以6和12为截断点,将患者分为低、中、高三个肿瘤负荷组,方便临床决策。虽然“6 and 12”模型是一种易于使用的预测模型,但在真实世界中,TACE治疗不仅仅局限于不可切除的中期肝癌患者,在晚期肝癌患者中,TACE的应用也非常广泛。而对于晚期肝癌患者,指南推荐行口服索拉非尼治疗,且根据BCLC分期,晚期肝癌患者存在着很大的异质性,其中对于伴有门静脉癌栓（PVT）的HCC患者,已有研究发现TACE可以延长伴有门静脉癌栓HCC患者的生存,但治疗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近年来国内外相继提出了针对TACE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的预后评价模型,即通过治疗前预后因素水平的不同,来评估TACE术后患者的生存情况。但是现有的预后评价模型研究中,仅纳入了极少数甚至排除了合并门静脉癌栓HCC的患者,因此现有的预后评价模型包括“6 and 12”模型是否可以为这一部分患者提供预后答案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其次,尽管“6 and 12”模型仅通过肿瘤直径和肿瘤数目实现患者的个体化预测,但是其他生物学指标如甲胎蛋白（AFP）是否也发挥着重要的预后作用。根据既往的研究,目前已有的TACE预测模型中,AFP是重要的预测因素,肝癌动脉栓塞预后（HAP）评分以AFP＞400ng/ml为截断点,将其纳入到模型中,经优化的HAP3（m HAP3）将AFP作为连续性变量纳入到模型中,且模型的预测性能不断提高。除此之外,AFP在HCC肝移植患者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米兰标准到AFP模型再到地铁票2.0版的不断更新,甲胎蛋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预后作用。因此“6and 12”模型还需要结合生物学指标更新来提高模型的预测性能。目的:1)探讨肝细胞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的治疗效果,并评估现有肝癌预后评价模型（HAP评分、m HAP评分、m HAP2评分、m HAP3评分）的指导价值,探讨“6 and 12”模型在这部分人群中的适用性。2)在“6 and 12”模型的基础上,将AFP以连续性的变量纳入到预测模型中,建立一个针对“理想TACE人群”的预测模型,实现模型的优化,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同时评估甲胎蛋白在不同肿瘤负荷组发挥的预后作用。方法:1)筛选2010年1月至2016年5月全国24家三级医院行TACE治疗的肝细胞肝癌患者,最终共纳入266例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截止2017年12月15日随访结束。分类变量采用频率以及百分比的方法表示,连续性变量采用均数±标准差的方法表示,用Kaplan-Meier法绘制不同甲胎蛋白水平及肝功能水平的生存曲线,且差异用Log-rank检验。采用Cox回归分析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计算风险比（HR）及其95%可信区间（95%CI）,建立比例风险回归模型（Cox模型）,计算HAP评分、m HAP评分、m HAP2评分、m HAP3评分及“6 and 12”模型的时间依赖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ROC）和一致性（C）指数、似然比,通过这些指标来评估比较模型的预测性能。2)筛选全国29家三级医院行TACE治疗的肝细胞肝癌患者,纳入符合“TACE标准人群”的患者,其中训练队列共纳入2010年1月至2016年5月共24家中心患者1604例,验证队列共纳入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共5家中心患者633例。研究结果中的连续性变量采用均数±标准差的方法表示,分类变量用频率和百分比描述。在建立Cox回归模型时首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将P值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一步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建立Cox回归模型。建立好模型之后,分别在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计算已有模型和新建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ROC）和C指数,比较模型预测性能。不同甲胎蛋白水平组的生存曲线用Kaplan-Meier法绘制,差异用Log-rank检验。结果:1)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9.867个月,其中甲胎蛋白小于800ng/ml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13.100个月,肝功A级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10.067个月。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数目、肿瘤直径、总胆红素、血清白蛋白、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与患者的生存相关（P值均＜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数目（HR=1.186,95%CI:1.058-1.329,P＜0.05）、肿瘤直径（HR=1.047,95%CI:1.001-1.095,P＜0.05）是与患者生存相关的预后因素。“6 and 12”模型的1-年AUROC、2-年AUROC、3-年AUROC分别为0.651、0.655、0.641,高于现有的其他模型,而“6 and12”模型和新建模型的C指数分别为0.577和0.579,高于其他模型。2)针对“TACE标准人群”,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负荷、Log10AFP、AST、血清白蛋白与患者的生存相关（P值均＜0.05）。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肿瘤负荷和Log10AFP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103,0.16,根据回归系数建立模型,危险系数（LP）=0.103Tumour.burden（肿瘤负荷）+0.16Log10AFP。训练队列新建模型的C指数和1-年AUROC、2-年AUROC、3-年AUROC分别为0.674、0.709、0.662、0.625,均高于其他模型。验证队列新建模型的C指数和1-年AUROC、2-年AUROC、3-年AUROC分别为0.6764、0.7147、0.6650、0.6399,高于其他模型。低肿瘤负荷组根据不同甲胎蛋白水平进行生存分析,P值均无统计学意义,而在中高肿瘤负荷组,根据不同甲胎蛋白水平进行生存分析,P值均＜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1)在甲胎蛋白水平较低、肝功能良好的HCC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中,TACE治疗可以提高患者的总体生存时间。在筛选合适的合并门静脉癌栓HCC患者进行TACE治疗时,可以将肿瘤直径和肿瘤数目作为预测患者生存的指标。现有的原发性肝癌TACE治疗的预后评价模型中,“6 and 12”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2)针对“TACE标准人群”在“6 and 12”模型的基础上,纳入甲胎蛋白这一生物学标志物新建立的模型使得模型的预测性能得到提高,能更好的指导临床决策。在理想TACE人群中,甲胎蛋白在中高肿瘤负荷组发挥着更重要的预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