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历来被认为是汉代文学创作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而西汉二百多年,著名的汉赋作家多是蜀人,显然蜀地在形成自身独特的文教因素的过程中,对汉赋的创作产生一定影响。古蜀国历史悠久,处于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原距离较远,且山川阻隔、蜀道艰难,在此形成相对封闭的文化区域。神秘的古蜀国是一个宗教神权国家,这里形成浓厚的巫仙文化,《山海经》的玄妙世界在这里结构,帝王仙化的故事以及治水的神话不断地在这里重现。浓厚的巫仙文化使蜀人拥有奇特的想象,他们思接千载、凌虚蹈空,这表现在汉赋创作上就是缥缈诡谲,充满奇妙的玄想。相对封闭的蜀地在秦昭王时期被征服,终于正式与中原文化相接轨。秦在这里设置行政单位,并通过大量移民使蜀地渐渐接受中原文化。到汉初,文翁通过一系列的鼓励性措施使儒学在蜀地兴起、传播,为蜀地教育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汉代特别重视小学教育,字书作为汉代小学教育的使用文本,流传广泛。关于文字学的周秦藏书流传到蜀地,在蜀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字学传统,司马相如著有《凡将篇》、严君平也颇通小学,扬雄著有《训纂》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蜀地的汉赋创作。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从西南蜀地走出来,并以辞赋显赫一时,他的辞赋深受统治阶级喜爱,流传一时,并且一出现就被推崇为经典。司马相如的辞赋生涯是与政治生涯紧密相关的,他的辞赋受到推崇的同时,他的政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也相应得到提高。司马相如作为汉初西南蜀地名满天下的大人物,他对蜀中士子的榜样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自司马相如之后,蜀地赋作大家辈出,王褒、扬雄、李尤等都以文风似司马相如而大获赏识。司马相如本身已然成为蜀地文教的一部分,他的赋作理论在蜀地传播,他的汉赋创作在蜀地被争相效仿,同时司马相如的经学修养也影响蜀地的学术传统。蜀地巫仙文化、文翁兴学后所带来的蜀地儒学思想的兴起以及司马相如的影响力共同凝成了西汉蜀地的文教因素,而司马相如又是在汲取蜀地巫仙文化、儒学思想的基础上创作的汉大赋。蜀地文教因素同时体现在王褒、扬雄的赋作创作中,使他们的赋作呈现出推崇儒家思想与想象力丰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