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国务院印发相关文件提出鼓励市场化的并购重组。此后三年时间里,A股市场并购浪潮兴起。然而在企业疯狂地外延式扩张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商誉泡沫。A股市场整体商誉总额在2010年前仅处于百亿级以下,至2018年9月末已飙升至1.45万亿元,超额商誉成为了为盲目并购行为买单的产物。长期以来,商誉计提采用年度减值测试法,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企业拥有自由裁量的空间,由此也导致了商誉的“黑箱”效应。2019年,关于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对商誉的计量方式改为摊销计量的消息一经披露,多家上市公司未雨绸缪,为减少摊销基数计提超额减值准备,由此造成了一系列引起市场轰动的商誉“爆雷”事件,重挫资本市场。本文立足于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研究,选取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为代理指标,将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设定为研究样本,检验分析了超额商誉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商誉具有长期持续的负面影响,干扰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准度程度,这一影响可能是由于超额商誉推动企业的盈余波动性增加所导致的。通过异质性检验分析,我们发现在客户集中度更高、成长能力更强的企业中,超额商誉的消极影响更为显著,证实了盈余波动性机制的可靠性。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加强公司的内外部治理对超额商誉的负面影响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引入机构投资者监督、选择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均可以有效缓解超额商誉的不利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理论上拓宽了超额商誉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研究边界,完善了关于超额商誉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在实务上也为监管机构完善治理体系、并购企业重新审视商誉计提、投资者认识并规避商誉泡沫提供了证据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