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战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为理论基础,以传统文献与新出土文献的双重结合为史料依据,在战国历史变迁、儒学变迁的大背景下,从《诗》在战国的地位、战国《诗》学的地域特征、战国儒家学派的《诗》学思想以及与战国《诗》学传承的某些相关问题等多角度对战国《诗》学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本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本章以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为历史背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诗》在战国的政治与学术地位：即战国各侯国统治阶层用《诗》、非儒家学派的《诗》学态度以及儒学分化下的《诗》学发展。在战国时期,《诗》遭遇了诸侯黜《诗》、非儒家学派质疑、批判乃至否定《诗》、儒学分化而导致的《诗》学分流的复杂情状。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切并未使《诗》学研究走入低谷,儒学的分化复杂了《诗》的存在状态,却也同样丰富了《诗》的内涵。正因如此,战国出现了如曾子、子思、孟子、荀子以及诸多已无法确考的《诗》学传承者和研究者,使得战国《诗》学出现了以“性情论”为主的内化研究理路和以“政教论”为主的外化探求,出现了《孔子诗论》这样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诗》学专著。《诗》在战国,仍然具有长足性的发展,在中国儒学史和《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二章：本章主要探讨了战国《诗》学的分布传播与地域特色。战国时期,儒学分布与传播的核心地域为鲁、齐、魏、楚四地。在传统礼乐文化的影响下,鲁地儒学和《诗》学出现了以“孝”、“五行“、“人性”、“性情”、“仁政”论《诗》的内化性发展；在“兼容并蓄”的风气下,齐地儒学和《诗》学出现了与“百家之学”互融、渗透与创新的态势；在“法制”、“古学”相融之风的浸染下,以魏为核心的三晋《诗》学出现了以史释《诗》、《诗》学融“法”的趋势；在重“情”尚“美”的文化气息下,楚地《诗》学出现了重抒情、重个体、重审美的思想倾向。战国儒学与《诗》学突出的地域色彩是中国《诗》学史上的独特景象。第三章：儒学分化带来了《诗》学的分流,这使得儒学各派对《诗》义有了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战国《诗》学出现了以“性情论”为主的“内化性”发展和以“政教论”为主的“外化性”探求。前者以子思学派、《孔子诗论》为主要代表,他们高举“性”、“情”,从儒学与《诗》学的“内化”角度探讨《诗》在国家、社会、政治中的重要意义。后者以曾子、孟子、荀子为代表,他们以“政教”为标的,凸显《诗》中的“孝治”、“仁治”与“礼治”思想,从“外化”角度寻求《诗》的政治内涵。战国儒家各派对《诗》学主旨、《诗》学研究理论、《诗》学阐释原则、《诗》所体现的人格精神,乃至对个体《诗》篇的解读,都有不同的倾向与体现。第四章本章主要探讨了战国《诗》学传承的三个个案问题。一、以出土文献为基础探讨战国的《诗》本流传；二、对动态结集下的《孝经》进行《诗》学思想的考察；三、讨论“焚书”对《诗》学产生的深刻影响。本章力图让读者对战国《诗》学的某些问题有一些具体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