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全局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而土地问题又是中国“三农”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在过去的实践中，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收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展现出其显著的优越性。但是，随着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形势越发紧迫，现阶段我国农业用地高度分散化、经营规模细碎化的现实状况难以满足现代农业产业化、规模化要求。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农村呼唤农地的合理有序的流转，使本来凝固的低效率的农地流动起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剩余劳动力的解放，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推动建设现代农业和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从农村土地制度、土地流转市场和土地流转实证研究三个方面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并在评述中指出，国内文献大多是无模型、无数据支撑的单纯政策制度的文字性的分析，说服力有待加强;与土地流转相关的模型，主要集中于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这些文献更多的功能在于揭示一些现象，比如非农经济活动收入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中介服务组织发育滞后会抑制农地流转等，但是这些文献并未深入探讨诸多因素到底是如何影响到土地流转的，其影响机制又是如何的？是何原因造成土地流转过程发生的？土地流转的方向、路径又是什么样的？这些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少数建立了理论模型的文献，其理论模型大多借鉴国外农户行为模型，单纯的引用与我国国情不相符合，而农户模型的研究方法，其主体只有农户，没有将政府作为决策主体考虑到模型中，这样的研究并不全面。本文旨在研究有政府参与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路径，探寻有序整合与集中农村土地的方式和路径，并为大量实证研究所发现的经济现象，找寻合理的经济学解释，提供理论模型的支持。　　本文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定义出发，分析研究了现阶段农地流转的主要方式，探讨了土地自发流转的可能性，并建立了土地入股方式的农地流转模型，得到三种可能的土地流转结果，并指出，该模式的土地流转不存在动态路径，土地转让只发生一次就形成新的均衡，虽然有助于土地的集中，但难以保证土地集中的有效性，同时由于决策主体仅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难以保证集体福利最大，现阶段需要政府参与推动土地持续整合与集中。　　本文借鉴了国外关于土地流转优秀文献的部分经典假设，用劳动能力将农民区分开来，并充分考虑到我国非农就业的现实国情，建立一个政府土地政策与农民土地流转决策的两期动态博弈模型。部分农民流转出土地后，剩下的农民继续与政府博弈，博弈可进行无穷多次。先后探讨了在平均分配土地的配给规则以及最大化农业劳动人口的土地配给规则下的土地流转路径，并比较分析两种配给规则下土地流转速率的大小，着重分析了在平均分配土地配给规则下各种政策、内外在因素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得出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劳动能力不同以及政府行为前后不一致等重要结论，揭示了影响土地流转速率的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行进一步拓展，探讨在加入劳动力市场冲击和有政府信息甄别条件下的土地流转路径变化。　　本文为国内外大量的研究中国土地流转问题的实证结论，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以理论模型为依据，以唐文金在2008年做的一项实证调研结论为主，以其他具有一般性和有代表意义的土地流转相关实证研究的结论为补充，对农用机械的数量、非农劳动时间、农业税和种粮补贴等政策、农民教育水平、土地交易费用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与土地流转相关关系的实证结论，给出了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同时，亦通过这些实证结论，支持了本文所探索的土地流转路径的合理性。　　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我国农村实际，特别突出理论模型的支撑作用，先分析政策建议的模型依据，接着分别从提高农民劳动能力这个影响土地流转的根本因素、创造条件加速土地流转、扩大土地的供给与需求等方面，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推广现代化农业技术;第二，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非农经济活动收入;第三，加强社会保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