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神话谱系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维柯最早关注神话谱系与社会变迁研究，并将人类各民族的产生、发展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摩尔根、泰勒和弗雷泽表达了世界各地的神话发展都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单线进化过程；博厄斯等表达了世界各地神话不可比的文化相对论思想；弗洛伊德立足精神分析将神话产生原因归诸性本能；涂尔干将社会类型与各时期所代表的神相对应；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神话的社会与心理功能；列维-布留尔及列维-斯特劳斯主张从结构入手分析神话；缪勒则将神话的产生归因于语言。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现实生活与经济基础，分析神话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指出，神话由社会存在决定，受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制约。中国关于神话谱系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于20世纪开始步入正轨。解放前，顾颉刚主要从文献学入手将一些历史还原为神话；茅盾和闻一多等借鉴西方人类学理论对中国神话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总结。解放后，中国的神话研究主要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神话的发展与社会生产生活紧密相联。中国北方满-通古斯语族神话谱系研究以富育光、郭淑云、孟慧英、黄任远、汪立珍等为代表，但其神话谱系演化特点未能从纵向及横向上得以系统说明，且尚无将神话谱系与社会变迁相连的具体成果。中国北方满-通古斯语族的神话表明：同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对自然无意识，到屈从自然，再到征服自然的过程相对应，从神话中所展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中国北方满-通古斯语族神话呈现出三种依次递进的类型，即从图腾神话，到诸神神话，再到英雄神话。在原始采集渔猎实践阶段，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因而产生万物同源的图腾神话。图腾神话产生于母系社会，兴盛于母系社会及父系社会，阶级社会后消失殆尽或以传说的方式存在。在图腾神话中，人与图腾相通，没有界线，神话不具有逻辑性，体现了人类“自我意识模糊不清”。随着养殖畜牧业、原始农业的早期发展或人类实践能力的增强，人们出于对自然界认识的局限，人与自然开始分化，图腾神话遂向诸神神话过渡。诸神神话产生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以父系社会最为盛行，阶级社会后，诸神神话渐渐弱化。在诸神神话中，人神关系由同源转为对立；但人神仍相通，人通过献祭或对神履行义务的方式祈求神的庇护，体现了人类的自恋意识与自卑意识。随着先进渔猎工具的使用及畜牧业、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人类希望通过自身力量征服自然，遂产生以半人半神的英雄为主角的英雄神话。英雄神话产生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兴盛于父系社会和阶级社会。在英雄神话中，人神关系既遥不可及，又密不可分：人是神的亲缘或本身可成神，具有神的力量，体现了人类“认识你自己”的意识，人类开始有了自信。神话谱系演化表明了满-通古斯语族古代社会的嬗变。在经济制度上，母系社会阶段，绝大部分地区以集体自然经济为主，主要处于石器时代，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父系社会阶段，采集渔猎经济、畜牧业经济及农业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处于铜、铁、石并用时代，生产资料主要归集体所有，并有部分剩余；阶级社会阶段，农业经济有了成熟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确立。在政治制度上，母系社会阶段，以母权为主，母系社会晚期实现政教合一，统治者的权威靠神意树立，以民主的方式运行，依神判、禁忌、部落法规等原始自然法维持社会秩序；父系社会阶段，盛行父权，萨满不占据主导地位，统治者的权威靠道德或强权树立，社会控制出现“血亲复仇”制度；阶级社会阶段，皇权至上，神权被彻底压制，皇帝主要依靠国家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并运用天命观宣扬自己的统治。在社会制度上，母系社会阶段，社会组织以群落向氏族的过渡为主，满族出现部落及部落联盟，社会主要矛盾为男女性别的矛盾及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婚姻形式由原始群婚、普那路亚婚向对偶婚过渡，亲属观念主要为母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父系社会阶段，部落及部落联盟组织盛行，社会矛盾除男女性别矛盾以外，还出现以“贫富分化”为核心的新型矛盾，以“抢婚”、“服役婚”和“买卖婚”为基础的一夫一妻个体婚出现，亲属观念除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外，还产生了祖父母、舅父母、外甥（女）等多重亲属称谓；阶级社会阶段，国家取代部落及部落联盟而出现，社会主要矛盾升级为阶级矛盾，在以“一夫一妻制”为核心的个体婚中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一夫多妻制”。满-通古斯语族与汉族神话内涵相异而理念日益趋同：图腾神话阶段，神话各有特色并部分相似；诸神神话阶段，满-通古斯语族神话的情节、结构有着越来越多的汉族神话因子；英雄神话阶段，汉族的儒家思想、佛教理念及道教文化愈来愈突显在满-通古斯语族神话中。当然，文化的传播不是单向的，满-通古斯语族神话亦对汉族神话产生影响。就文化观念而言，满-通古斯语族与汉族由样态相异转向趋势趋同：尽管神话内容各异，但数理观都以“3”和“7”为神秘圣数的基数，并随着对方位的认识，崇信“4”及“5”；宇宙观均形成了以“人神合一”为核心的三界宇宙观；价值观以满-通古斯语族萨满文化中不断融入汉族儒释道文化为特色。就文化模式而言，满-通古斯语族原始文化模式体现为以“知耻和感性”为基础的类似“酒神型”文化，汉族的文化模式体现为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类似“日神型”文化。然而，在满-通古斯语族较晚产生的神话，尤其是发展较为先进的满族神话中，汉族“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同样成为满-通古斯语族的通行准则，二者出现了趋同的态势。满-通古斯语族与汉族神话分属萨满文化圈和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圈，并分别代表以渔猎经济为特色的萨满文明和以农业经济为特色的华夏文明。但无数个细小的、孤立的神话情节相似，文化观念与文化模式的相融，又证明两个文化圈相互补充、密切联系。两种文化的“相异与趋同”不是单纯由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及历史变迁等某个单独的因素所决定的，而体现为一种互动关系。正是几千年历史与文化的良性互动，促进了萨满文明向华夏文明的顺利转型，使满-通古斯语族形成“卫星式过渡文明”，促进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多元一体的孕育。中国北方满-通古斯语族丰富多彩的神话，同样展现了对萨满教、社会历史发展、日常生活及文学艺术的影响，对其中“多元一体”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