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民间职业教育团体，它的成立是民族经济发展及教育变革的客观需要。职教社的组织机构随着开办事业的增减几多变迁。在1920年前，职教社的工作重点在职业教育。此后，职教社的工作中心逐渐向农村改进事业偏移。促使这种转向的客观原因在于中国民族经济发展顿挫，职业教育停滞以及当时中国三农形势的异常严峻;主观上则与职教社一贯的"作风"有关。　　职教社农村改进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什么是农村改进。职教社系统回答了农村改进的内涵、模式、起源、意义及其与农村教育、农村自治的区别与联系。二是由谁来推行农村改进。职教社指出农村改进要由专门的农村改进人才来促动，农村改进离不开农民的自动参与，政府的参与也是农村改进中不可或缺的。三是怎样进行农村改进。职教社提出农村改进必须坚持"富教政合一主义"的指导思想及尊重农民选择、满足农民需要、"普遍"与"经济"等三条实施原则。职教社还对农村改进具体实施中诸如准备工作、人事处理等细节问题作了论述。　　职教社农村改进的第一个实验区是徐公桥乡村改进区，最初由职教社和平教会等机构合办，1928年起由职教社独立承办。改进区内的实验工作包括政治、经济、文教、保安等各个方面。政治上建立乡村改进会等自治组织;经济上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推广合作;教育方面普及义务教育、推广民众教育、加强青年训练;保安方面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查禁烟毒、扩建保卫团、训练警察，试办警管区、组建消防队。改进区还修桥筑路，改善市政。改进实验不仅促进了区域发展，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农村建设经验。　　职教社的农村改进事业还包括创办漕河泾农学团，设立中华新农具推行所。前者是一个农村改进人才的培养机构，后者为改良农村生产工具而设。沪郊农村改进区、善人桥农村改进区、黄墟农村改进区、诸家桥农村试验学校、善庆农村学校等分布在长三角不同地域的实验区也同职教社关系密切。职教社创办的这些农村实验区在改进内容上虽然各有偏重，但是大同小异;而在与政府关系、内部组织设计上却各有特点。通过这些不同模式的实验，职教社提出单式组织模式的、与政府紧密合作的农村改进才是中国农村复兴的"光明大路"。　　职教社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农村改进运动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尽管两者对农村改进运动的起源各执一词，但是都期望能够通过实验找到一条挽救农村衰败、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更希望以此"救济世界";两者都认为教育是农村改进的重要方法，但是职教社的教育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则不以为然;两者都正确区划了知识分子与农民在农村改进中的关系，这是两者的共识。在具体的农村改进实施中，两者在乡村组织、改进方法、团体领导及工作人员、实施原则与改进步骤、经费来源与利用以及与政府关系、对待帝国主义态度上都各有特色。概而言之，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比，职教社的农村改进具有明显的实验性、实用性与科学性。　　职教社投身农村改进运动，从根本上说是在进行一场实验，这场实验意在寻找中国农村复兴、国家富强的道路。评价职教社农村改进运动，不应该只纠缠于它的具体措施是不是促进了中国农村的发展，而是要看它的大方向是否适合中国，看它是否实验出了中国农村振兴、民族复兴应该走什么路，不应该走什么路。就其历史定位言，职教社领导的农村改进运动既是一场区域现代化的实验运动，也是一场教育革新运动，这场运动还为中国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为职教社留下了"民间性"的优良传统。职教社农村改进运动蕴含的参与式发展的理念为当前新农村建设如何正确区分政府与农民关系、将农民主体地位落实到实处提供了一种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