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之间的认知差异,已有研究侧重将其作为因变量而非自变量。因此,主要讨论造成中美认知差异的原因及两国互动对认知差异形成的影响。而本文基于国际政治心理学对认知观念的理解和相关研究成果,将认知差异作为自变量从而分解了这一概念的结构。最终划分为战略思维,实力评估,主权利益,地缘安全,意识形态和意图判断六种认知差异类型。在此基础上,本文研究了不同类型的认知差异组合对中美关系战略互动结果所造成的影响。同时,鉴于中美战略互动案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选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以量化分析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论证了影响中美战略互动结果的重要因素。发现,“意图判断认知差异”是造成中美冲突的核心条件,其他因素均为边缘条件,但在解释不同冲突案例时呈现出明显的组合性质。这一结论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以“国家实力”为核心的权力转移理论,及建立在权力转移理论基础上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并不成立。即实力结构变化并不一定导致对抗,意图的严重误判才是决定性因素。相反,这一陷阱本身即是自我实现的。因此,中美在良性竞争中实现管控分歧,建构“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也完全可行。另外,尽管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前的中美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意识形态也并不必然导致对立和冲突,相反过度渲染意识形态则容易导致双方对彼此意图的错误判断,这才是发生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此外,主权利益和地缘安全的认知差异在不发生重大意图判断失误的情况下依然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这说明中美应建立基于主权利益和地缘安全的固定沟通渠道,同时在相关议题上保持克制,防止发生重大误判。从总体分析结果来看,中美实现管控分歧,防止发生双边冲突并构建一个良性的中美战略互动关系的前景是完全可能的,而发展中美两国大局下,稳定,有效的各层次沟通机制并及时,坦率的进行战略互动是防范化解潜在冲突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