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春秋》学发展的先驱力量,陆贾、贾谊与刘安等人为《春秋》及三传在汉代确立地位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汉初虽尚未建立起经学的格局,但《新语》《新书》《淮南子》在撰著中已留下不少评述《春秋》的言论。本文采用文献梳理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梳理汉初诸子的生平、著述、思想等方面与《春秋》的联系,其次分析诸子书中“《春秋》”一词的具体涵义及其对《春秋》的评价,再进一步挖掘汉初诸子书对《春秋》材料的阐释与运用,探讨汉初诸子《春秋》观的特点及意义。陆贾《新语》中谈论的“《春秋》”包括《春秋》和《谷梁传》。陆贾认为《春秋》是孔子欲匡扶正道而作的一部可“追治去事,以正来世”的仁义之作,他擅长综合利用《春秋》经传来论述其内圣外王之法,注重《谷梁传》的思想大义,同时又吸纳《公羊传》与《左传》中的史事和辞语等要素,是汉初受《谷梁传》影响,并以《春秋》及三传为原则来指导政治的思想家。贾谊《新书》中的“《春秋》”分别指《春秋》与楚国史书。贾谊尊崇《春秋》为六艺之一,认为《春秋》是以是否合于德之理为标准来记述史事的著作,关注史事成败给人带来的经验教训。他在具体言说其政论与礼论时,多采用《左传》史事与言辞,鲜见《公羊传》的影子。因其《左传》学在西汉具有一定影响,故而贾谊是构建西汉《左传》“传训故”特色的先师。《淮南子》中谈论的“《春秋》”包括《春秋》与《公羊传》。《淮南子》明确将“孔子作《春秋》”称为“素王”之事,一方面肯定其于衰世而生的重要作用,赞同其在记载史事上体现出的褒贬之意。另一方面又提出《春秋》并非至高无上之典籍,固守经义将会走向过度的讽刺和诋毁。在具体论述中,《淮南子》采撷了《左传》史事与《公羊传》思想为其无为论和变易论说理服务。总的来说,陆贾、贾谊与刘安等人在论述中提到的“《春秋》”多为广义的概念,他们普遍尊崇《春秋》的经典地位,运用《春秋》三传不以一书囿之,且注重《春秋》的经世功用。《春秋》于汉初诸子的意义更多的是提供论证上的辅助素材,以及对某些问题的关注而引发的思考。他们从《春秋》中寻求行为的规范和准则,为《春秋》文本的接受和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说是《春秋》意义的再发现者,在文本实践中推动汉代《春秋》学逐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