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一体”是北宋五子哲学的一个主题,它既指示天地万物在天道观向度上的某种统一,又承载着他们所企及的“仁民爱物”之人道观理想。从理论渊源上讲,北宋五子“万物一体”论,是先秦儒家“天人合一”说的延续。在先秦儒家那里,“天人合一”说的提出尽管以天人的相关性思考为前提,但由于问题偏向的不同,所以“天人合一”又可分为天道观意义上的“合一”与人道观意义上的“合一”。就这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说而论,天道观意义上的“合一”以天道现象的过程性表述为基点,思考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的必然性和统一性；人道观意义上的“合一”则以天道现象的泛道德思辨为前提,旨在明示人道观理想在内容上应具有关爱他人与关爱他物的一面。受“天人合一”说的二重性影响,“万物一体”论在北宋五子那里表现为天道观与人道观两个向度。“万物一体”的天道观向度展示了天地万物之间的本然相关和相联,在北宋五子的表述中,这种相关和相联则被引申为一种过程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对于北宋五子而言,“万物一体”的天道观向度之所以可能,建基于他们对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现象的普遍洞察,以此为视域,天地万物普遍必然的生生不已在本体论层面被还原为一个具有动态基质的“生生之道”。在“生生之道”成为本体的意义上,北宋五子对天地万物的生生不已展开了统一性寻思。从现代哲学的立场看,北宋五子基于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的现象探求“生生之道”的本然存在,仅仅是对自然法则所持的某种抽象偏好而已,即由天地万物具体的生生不已出发,以思辨的方式揭示了这些现象背后的过程统一性,其在理论上并不能表征涵纳万事万物的整个存在。虽然从天地万物的生生不已出发构设“生生之道”在理论上是有限的,但是,北宋五子籍此关注“万物一体”的天道观向度也不乏其现实意义。一方面,在佛、老并盛的境遇下,“万物一体”的天道观向度在本体论层面回应了佛教和道教对“再生”与“不死”的渲染,由此在理论基础上确保了儒家积极追寻人生意义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基于万物在天道观向度上生生不已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北宋五子展开了他们对人道观理想的普遍之思。由“太极”而立“人极”,由“天理”而明“人理”,由“气化之道”引出“存没关切”,以及邵雍对一多关系的多维辨正,即是依此而敞开的。“万物一体”的人道观向度在北宋五子那里首先表现为一种成就他者的仁爱关怀。在如此关怀中,自我以普遍的道德之心关爱或包容着他人与他物,贯彻于其中的则是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价值原则。按照北宋五子的观点,“万物一体”的仁爱关怀既表现为抽象的价值观念,亦浓缩于圣人现实的道德品格中。作为抽象的价值观念,关爱他人和关爱他物来自于普遍的价值设定,而作为圣人现实的道德品格,关爱他人和关爱他物又见之于圣人具体的一言一行。在“圣人之道”成为“人之极则”的意义上,体认圣人替他者说了什么和为他者做了什么,是北宋五子领悟儒家人道观理想的一部分。除了成就他者的仁爱关怀外,“万物一体”的人道观向度还指向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相应于“万物一体”在人道观向度上的拓展,领悟儒家人道观理想不再局限于关爱他者的层面。由于境界论的介入,在价值关怀上兼及自我,继而实现满足自我和关爱他者的统一也成为其题中之意,北宋五子玩味“圣人气象”正是因此而引发。在“万物一体”成为人生理想的前提下,北宋五子认为,践行“仁民爱物”的价值原则对圣人而言具有满足自我精神需求的意蕴,随着践行活动的展开,圣人在精神上呈现出一种泰然自足、怡然自乐的气象。通过对圣人精神气质的深度体察,北宋五子放大了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自我人生使命的认识上发生了变化,即由原初的独善其身最终变更为兼济天下。这样,躬行“仁民爱物”的价值原则随之也成为他们满足自我精神需求之必须。对于北宋五子而言,“万物一体”的以上两个向度都非常重要,且缺一不可。由“万物一体”的人道观向度出发,北宋五子不仅为人们确立了一种博施济众、厚德载物的价值理想,同时还在境界论意义上赋予这种价值理想本身以满足自我精神需求的意蕴。基于“万物一体”的天道观向度,北宋五子又把儒家“仁民爱物”的价值原则在形式上推向普遍之维,并使之在现实中成为自我省思人生意义的必然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