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投资活动既为企业创造自身价值提供动力,同时也在国家宏观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企业财务系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投资决策,高效率的投资活动有助于企业成长、未来现金流增加、创造股东财富、实现企业价值,然而资本投资市场具有局限性,信息不对称、代理冲突等一些列问题因为市场的不完善而普遍存在,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获取信息的成本差异造成信息失衡问题,从而激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些问题的存在造成非效率投资,同时使股东的利益受到侵害。非效率投资行为不仅不利于企业经营运作,而且会严重影响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势在必行。董事会在公司投资决策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董事会成员的构成及作用也深刻影响着董事会治理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学者们研究表明,董事会的治理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董事,但是国内外对外部董事的研究多局限在独立董事上。作为提高企业投资决策科学性的重要成员,独立董事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花瓶董事”或“人情董事”言论的出现,其独立性、决策科学性受到了外界较大的质疑。非执行董事是大股东或有重要影响的股东所委任的,可能比独立董事更有独立性,对管理层的监督制约作用也会更加显著,近几年来其有效治理作用逐渐凸显,成为董事会治理的重要部分,那么非执行董事是否能在企业投资决策、执行等阶段发挥作用,抑制非效率投资?本文在理论上回顾和梳理了关于非执行董事、非效率投资方面的相关文献,依据基本的公司治理理论、投资理论等深入探索了非执行董事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机理,并结合企业的现实背景,论述了非执行董事与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关系,提出了产权性质、两职设置影响二者关系的机理。在实证探索方面,首先搜集了 2010-2015年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的A股公司数据,然后研究设计了变量间关系的计量模型,通过进行数据分析,分别检验了非执行董事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影响,并考察了产权性质、两职设置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非执行董事与非效率投资有显著关系。具体来说,首先,非执行董事制约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减轻企业投资过度水平;民营企业非执行董事能发挥自身优势,在抑制投资过度方面比国有企业非执行董事效果明显;两职分离状态比两职合一状态下非执行董事对企业投资过度行为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其次,非执行董事对于缓解企业投资不足也有良好作用,非执行董事比例越高,企业投资不足水平越低;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非执行董事对企业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更加显著;两职分离状态比两职合一状态下非执行董事对企业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更加明显。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认为应该适当提高非执行董事人数,调整董事会人员构成比例,找到适合企业的最优人员配比;在委任的前后注重非执行董事人员素质的培养和提升,重视非执行董事附带的资源效应。同时,制定完善相应的制度来规范非执行董事与管理层,确保非执行董事更独立于管理层,维护股东利益。其次,提高国有企业非执行董事地位,给予非执行董事一个宽松的环境,使之能够“大胆行权”,面对敏感问题能够“敢于发言”,更好的发挥其在企业投资层面上的作用。最后,合理分配企业投资决策权力,避免决策制定权和决策控制权的高度合一,做到两职分离,达到权力的相互牵制,营造公平公正的氛围,这样才能够为非执行董事发挥职能创造良好的环境,提高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