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民族危机、文化碰撞和阶级矛盾贯穿始终。伴随着社会和政局变化而来的是思想文化的转变，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观念表现出新旧杂陈、中西并立的特点。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也就是研究者所称的“民初”，刘纳称之为“一个没有名目的时代”。这是一个蕴含着终结与新变的时期，古典文学的繁盛落下了帷幕，新文学的精彩即将上演。随着近代大众传媒的兴起，报刊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传播媒介，通俗文学凭借报刊这一新型传播方式，得到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　　谐趣类文章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滑稽幽默之传统，这类文章在民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民初文学整体风貌的组成部分。众多报刊上均刊载了这类滑稽幽默的文章，旨在追求娱乐性和趣味性，达到娱乐消闲的目的。然而，谐趣类文章因不符合文学的功利传统和价值趣味不高一度受到当局的批判和研究者的忽视。本文试图以这一时期出现谐趣文章的报刊——《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礼拜六》为主，探讨和分析这类文章的创作特点和艺术特色，呈现民初谐趣文学发展之盛况，概括谐趣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传承与新变。谐趣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新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社会现实、民族文化心理、大众传媒以及编辑、作家、流派等人文因素共同塑造了谐趣文学的独特风貌。本文通过对这些因素的逐一剖析，凸显谐趣文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从而更准确地给予其文学史定位。　　民初文学在特殊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出现诸多新变，尤其是此时的报刊呈现出谐趣化的趋势。但是对民初谐趣化现象的研究却十分薄弱，较多的是对这一时期文学整体特征以及小说的研究上。中国历史上向来不缺乏滑稽幽默的艺术，谐趣文章在民初呈现繁盛的态势，报刊上出现了大量游戏文章、滑稽小说，并开设有“谐趣”专栏。这类追求娱乐性和趣味性的文章数量庞大、内容驳杂，在形式、人物形象、语言艺术上均有较高成就，表明了谐趣艺术的盛行，其文学性、艺术性也在不断提高。　　谐趣的繁盛不仅得益于先天的民族性格和民初社会的需要，也得益于大众传媒的兴盛。谐趣文章作者大多是江南文人，他们的审美品格、价值取向都对刊物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些文章体现了江南士风中注重享乐、追求艺术化人生的文化内涵。除此之外，民初注重文章娱乐消闲功用的“鸳鸯蝴蝶派”也对刊物的风貌有着深刻的影响。　　谐趣文学在当时是受官方否定和批判的，随着后世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文学地位愈来愈受重视。“谐趣”之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和社会文化价值两方面：在文学艺术方面，它丰富和呼应了鸳鸯蝴蝶派的娱乐性和趣味性，营造了别样的艺术世界，也使得读者的审美境界得以提高，显示了谐趣之文学价值；在社会文化方面，谐趣文学具有丰富的文化内蕴，同时也是文人理想的实践，是文人自由言说、表达情感和流露情绪的重要方式。　　谐趣类文章的广泛传播使刊物发行量大增，流行性增强，促进了民初文学期刊的繁盛。民初文学期刊大多都有谐趣类型的文章，这种追求娱乐和趣味的特征也是民初刊物共同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