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通用汽车成立GM设计与管理学院,企业大学这一新型的组织由此诞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开始于美国的企业大学在全球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创建自己的企业大学以满足员工学习与组织发展的需要。在中国,自从摩托罗拉中国校区成立以来,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纷纷在华成立其全球企业大学的中国校区。1993年,春兰集团成立了春兰学院,中国本土企业大学开始起步。截止2012年底,中国有将近1200家企业大学,绝大多数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每年承担着几千万企业员工的培训和能力发展。但中国本土企业大学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如企业大学万能论、企业大学无用论、企业大学错位论等种种误区,缺乏对企业大学功能的清晰定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几乎与企业大学理论同时兴起的组织学习理论也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人们逐渐认识到,比竞争对手学的更快更好的能力是企业唯一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1990年,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出版发行,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热潮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世界范围内被公认为学习型组织的企业依然凤毛麟角。查阅组织学习方面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那些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学习型组织,例如通用电器、摩托罗拉、宝洁等公司,都建有自己的企业大学。这些公司的企业大学在推动公司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些公司既是组织学习能力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企业大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但是,企业大学的建立是否会对组织的学习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却很少有学者提及。同时,笔者在实习过程中,曾多次参与企业的标准化课程体系建设,一些拥有企业大学的公司更是将标准化课程体系建设作为自己企业大学知识管理的重要一环,并试图通过企业大学各项功能的整体完善来促进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但到目前为止,探讨企业大学功能与组织学习能力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还非常缺乏。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企业大学究竟有哪些功能?其功能的发挥程度应该如何度量?第二,企业大学的功能对组织学习能力是否有影响?如果有,这种影响有多大,又是如何体现的?企业大学功能的发挥,必然要作用于企业中的员工,为员工所理解,并通过员工的行为得到体现；组织的整体学习能力,离不开组织内个体成员的努力,为全体员工所感受,并通过员工个体能力的提升得到改善。因此,无论是企业大学的功能,还是组织的学习能力,员工作为这两者的共同主体,其个人感知是极为重要的评价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出企业大学与组织学习的客观情况。并且以企业员工作为被调查对象,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对企业大学功能与组织学习能力的评价,均采用企业内部员工个人感知的方式进行测量。企业大学功能量表为本研究新开发的量表,包含人才培养、文化传播、知识管理平台建设、培训资源整合、企业生态系统建设、战略支撑共6个维度,22个题项；组织学习能力量表选用杰列兹-高米兹(Jerez-Gomez,2005)等人开发的成熟量表,包含管理承诺、系统观点、开放性与试验、知识转移与整合共4个维度,16个题项。本研究选取XX集团公司作为被调查对象。该集团公司下属九家分公司,分属九种不同的行业,为不相关多元化的集团企业,基本满足样本数据分散性的要求；该公司企业大学于2005年开始初步运行,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己基本进入正常运作阶段,其功能均可以正常发挥。在统计方法的使用方面,本研究利用SPSS17.0检验企业大学功能量表及组织学习能力量表的信度。对于量表的效度检验,本文将使用LISREL8.7软件,采用结构方程的统计方法。因为无论是企业大学功能还是组织学习能力,因其无法直接观测,属于潜变量,只能采取题项打分的问卷形式进行测量,而在对此类观点、态度问题进行分析时,测量误差无法避免,也不能忽略；并且,在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已将各量表的维度、题项开发出来,因此本文将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进行量表的效度检验,并同时给出量表的组合信度值。最后,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得到每一个潜变量的因子得分,将潜变量的因子得分作为每一个因子的观测值,使用SPSS17.0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大学的整体功能与组织学习能力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大学功能的各个维度与组织学习能力之间呈正相关。也就是说,企业大学功能发挥的越充分,组织的学习能力越强。6个维度的功能均对组织的学习能力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完善企业大学的各项功能,有利于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由于对企业大学功能与组织学习能力进行定量研究的文献都比较少,且中国本土企业大学创办的时间较晚,本身的发展并不是很成熟,加之受到时间、费用以及笔者个人能力的限制,本文的研究结论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样本数据基于企业员工的个人感知,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视角,但也有失客观性,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对问卷中一些问题的回答难免出现一定的偏差。其次,由于样本量较少,在企业大学功能对组织学习能力的影响回归分析中,不能验证一些可能存在的调节变量,比如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企业大学的成立时间、公司所处的行业等是否发挥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再次,本文采用的是截面数据,没有对该公司的企业大学进行连续几年的跟踪研究,据此得出的分析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方面均有待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改进、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