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收集行为作为民事诉讼证明程序的起点,其在诉讼程序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随着现代社会纠纷的与日俱增,诉讼机制的功能性障碍开始显得愈加突出,社会对法治需求的增加导致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激增与司法资源的匮乏成为现实矛盾,为合理有效地利用司法资源,同时缓解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当事人“取证难”问题,法院从直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向寻找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倾斜。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民事证据调查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用而生。其设计本质是为了维护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攻防权益平衡”,促进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保障法院作出正当裁判以及推动诉讼效率的提高。自上海改革试行开始,民事证据调查令已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全国大多数省份早已有不同层级的法院制定了相应试行规定,形成了民事证据调查令的探索热潮。本文第一部分是对我国民事证据调查令实践现状的考察。选取部分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地区的试行规定进行重点剖析,同时通过对具体数据、典型案例的对比和分析,在肯定其显著司法成效的同时,提炼出民事证据调查令在实践运行中所出现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民事证据调查令的法理分析。主要阐述了民事证据调查令的概念、特征、属性及价值定位,并结合自己的观点对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分析,为进一步论述民事证据调查令提供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对域外类似制度的考察。对比大陆法系国家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和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开示制度,在结合我国国情、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考察和比较域外类似制度中诸如程序运行、罚则体系、限制措施等一些合理制度设计精神与理念,为继续发展和优化独具我国特色的民事证据调查令提供启示;第四部分是对完善我国民事证据调查令应用的设想。分析前述相关问题的优化原则与方向,分别从程序性规则之建构、惩罚性规则之建构以及完善的配套机制建设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系统论证,以期对我国未来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和发展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提出几点应用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