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组成的“四书体系”,是中国儒学经典结构的重要内容,它的形成过程与理学的发展脉络相表里,发轫于韩愈、李翱,继之于二程、张载,成型于朱熹。自其在元代成为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目”后,对中国、乃至“东亚世界”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然而,就在“四书体系”于“东亚世界”如日中天之时,日本德川时代的古学派率先在批判朱子学的同时,还解构了“四书体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凸显出务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取向。这一改变,虽只是“学术事件”,但若从“东亚世界”的背景考察,它既是“前近代”的日本对“中国思想”、“中国文化”和“中国”否定等一系列举动的开端,又是日本“近代化”与中国不同的历史远因。职是之故,本文从思想史的视角切入,以“前近代”的东亚世界为历史舞台,以对中日两国有过重要影响的“四书体系”为中心,围绕着“四书体系”在中国的形成过程及其在日本的解构过程,由此突出中日两国在同一“儒学经典结构”内的渐行渐远。本文共分为上篇和下篇两个部分:上篇分为两章,第一章主要内容是论述“四书体系”形成之前,《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的流传情况,除了阐述“四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展开逻辑外,着重突出“四者”在流传过程中、被不同时期的学者重新诠释的思想意涵。第二章则是以程朱理学(朱子学)的形成、发展脉络为背景,重点考察韩愈、李翱、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在建构其“理学”思想的过程中,是如何构建“四书体系”的。他们以“道统论”为出发点,一方面,利用《易传》、《中庸》及《大学》中“关键词、句”,通过对其新解而构筑理学学说;另一方面,又置《论语》、《孟子》等书于其理学思想内进行重新解读,二者则相辅相成、交融一体,他们在对“四书”进行理学化的“改造”过程中,最后由朱熹集大成于《四书集注》,并刊刻成书,标志着“四书体系”的正式形成。并且,“四书”在元代成为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目”后,对中国明清两朝及“东亚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东亚知识分子的思想源泉。下篇也分为两章,主要围绕着“四书体系”在东渡日本后,所遭遇到的质疑、批判和否定而展开的论述。本文选取江户时期最具“反朱子学”特征的古学派中的两位大儒——伊藤仁斋与荻生徂徕为中心,论述他们在批判朱子学的过程中,是如何解构“四书体系”的。由于二人不同的人生经历,虽皆“反朱子学”,但因二人早年受朱子学影响的程度不同,故“反朱子学”的程度也是不同,就是说,二人对“四书体系”解构程度也是有差别的。在第三章中,论述了伊藤仁斋将“四书体系”化约为“语孟体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仁斋以“道是人伦日用之道”,为其古义学的核心思想,以此化约了“四书体系”——“《大学》非孔氏之遗书”、《中庸》的部分内容为《论语》之衍义。这样,“四书”中可取的只有“语孟”二书,并且,必须以《孟子》解《论语》。在第四章中,则围绕着荻生徂徕解构“四书体系”而展开论述,徂徕的古学以“古文辞学”著称,他发现语言有“和汉”、“古今”之别,仁斋之失在于“以和语视华言”,宋儒之误实在“以今文视古文”,所以,徂徕既反宋儒,又反仁斋,在批判二人基础上,提出“古文辞学”,是故,他以“六经”为“古文辞学”的正宗,针对被宋儒、仁斋曲解的“四书”而重新诠释。在此过程中,徂徕不但斩断了仁斋的“语孟体系”,更是将“四书体系”彻底瓦解,“四书”中可取的只有《论语》一书,其他“三书”皆难以与“六经”相比,由此凸显出徂徕的“道论”核心是“六经”中的“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这也是他解构“四书体系”的关键。第五章中,所涉及到内容主要是仁斋与徂徕对“四书体系”解构,对日本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二人皆批判朱子学中的“形而上”内容,而取传统儒学中的“形而下”部分,日本近世的“务实主义”由此而凸显;一方面,二人在处理中日之间“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断裂的问题时,皆从日本视角入手,用置换概念的方法,将中国儒学“去脉络化”,使中日两国在同一儒学范畴内,渐行渐远,而这一举动,更刺激了日本“民族主义”及“他者意识”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