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有的城市阶层。国内史学界习惯从政治的角度定义他。笔者在经济领域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近代史上的买办是在保证责任制度下，根据与外商订立的契约，居于外商与华商之间，以外商的名义与华商交易，从外商取得薪金，从卖者（可以是外商，也可以是华商）取得佣金，并为自己的业务活动对外商负无限经济责任的一种职业。他兼有外商雇员、担保人、代理人、独立商人四重身份。本文就是在这一界定之下来研究买办的。20世纪前期（主要指1900—1930年间），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变本加厉；买办社会很快折射出了这种变化，发展到了顶点，表现在买办制度趋于成熟，买办队伍急剧膨胀，他们的经济活动空前活跃，并且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发生了分化。本文试图从不同角度考察买办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以展示买办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面貌。一、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制度的成熟买办经济状况的变化首先是由于买办制度的变化。买办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保证责任制度、职责和报酬制度、外商对买办庇护制度等。这些制度在20世纪前期基本成型。但是买办过分控制华洋贸易的全过程，取得的居间利益过大，而且随着其承担业务量的增多，有了损失他们无力全额赔偿，这些都使外商越来越担忧。于是有的外商采取了高级职员制、经销分销制、合伙制等新的形式。但是，这些改革大多是局部的、流于表面的和试验性的，由于买办在华洋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为外商打开中国市场带来的特殊便利，外商无法离开买办独立开展业务。因此这一时期买办的势力反而得到了增强。二、二十世纪前期买办的经济状况买办的主要经济活动就是其业务活动。行业不同，买办的职能和收入状况也不尽相同。洋行买办的职责主要是代表洋行执行购销任务，同时磋<WP=52>商价格，订立交易合同，收付货款以及担保华商的信用等。这一时期，洋行买办包销包购的方式颇为流行。而且，出现了一家企业雇用多名买办，划分出总买办、分买办等级别的新现象。洋行买办的佣金向交易中的卖方提取，佣金率由双方商定；他们大多还同时开设有自己的商号，利用与洋行的特殊关系开展业务，有可观的自营业务收入。伴随着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狂潮，银行买办成为后起之秀。他们的基本职能是货币的出纳与保管、金银外汇的买卖、票据的清算、放款的保证和存款的绍介。外商银行业务量很大，因而银行买办的佣金收入花样繁多，且可以赚行市、开钱庄、买股票，参与各种货币投机活动，因此收入更为丰厚。而且由于外国银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银行买办狐假虎威，地位显赫，许多成为当地工商界的领袖人物。另外，国际托拉斯公司、轮船公司、保险公司等也雇有买办，但他们不是买办社会的主角。无论哪个行业的买办，其收入丰厚毋庸置疑。买办收入主要用于三方面：商业、高利贷、房地产等投机事业，生活消费和产业投资。买办在当时社会以奢侈著称。一方面是因他们收入丰厚，一本万利，另一方面是他们受了租界里西方式的奢靡风气的影响，而且普遍存在着暴发户心理。但他们仍然有一笔丰厚的货币积累。买办是从投机起家的，他们更喜欢获利快速、不需经营管理和扩大再生产、较少受到动荡的社会环境影响的投机事业，因此他们大多数将这笔钱投入了商业、高利贷、房地产等领域；由于他们和帝国主义的特殊关系，他们也确实在这些投机中获利丰厚。借着一战中投资实业的热潮，有些买办还大量投资于近代工业，但总体上来说买办的工业投资并不占民族工业投资的显著比重，而且即使他们一只脚已经踏入了产业领域，另一只脚也还留在买办行业中，因为他们舍不得依附帝国主义所带来的特权。因此，买办手中可贵的资金积累没有转化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急需的原始资本积累；买办阶层在推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三、二十世纪前期买办经济地位的变化——买办阶层的社会分化买办社会发达的必然结果是集团内部因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了分化。一部分买办资历雄厚，服务于首屈一指的大型外商企业，而且老仆事主，<WP=53>深得外商赏识和信任，积累下了巨额财富。他们的财产动辄以百万计，常常是各口岸城市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富名闻与中外，声誉震乎朝野。在天津、上海、广州、汉口等地，这样的大买办都层出不穷。他们为了联络感情，互通有无，还成立了各种形式的买办组织。这些组织没有政治性的活动，只是大买办吃喝玩乐、聚会闲聊、笼络关系的俱乐部。信用是任职买办的先决条件，买办的就职需要可靠的人保荐；大买办利用其影响，常常保荐他们的亲属、同乡作买办。这样，买办的亲属充当买办就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买办职位往往世代相传，买办成了家族的事业；又由于中国商人自古具有的商帮的观念，同乡援引也成为买办的重要来源。在各通商口岸，逐渐分化出了广帮、宁波帮、洞庭山帮等大的买办帮派。这样，买办家族和买办帮派逐渐形成，使买办社会到处盘根错节，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排外性。一方面是大买办泽被族里，另一方面是小买办惨淡经营。他们本来只是小有资本的商人，服务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