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清华简《系年》和《左传》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文本、史实、编纂和思想方面对二者之间的异同进行了梳理。第一章是文本上的比较,对《系年》所见的国名、地名、人名等与《左传》进行了比较,发现大部分可与《左传》对应,小部分有出入,《系年》反映了文本早期的面貌,表明《左传》在流传过程中,文本有所改动。如《系年》第四章中的“赤翟”在《左传》中仅作“狄”,“睘”《左传》为“荧泽”,“卫幽侯”在《左传》作“卫懿公”。《系年》的人称单一,而《左传》人称丰富,可能与写作目的相关,《系年》注重勾勒国际大势而忽略人物称呼,而《左传》借助人称表达褒贬,表现出经书的特点。纪时方法上《系年》较为粗疏,缺漏很多,《左传》更为严密,可能是不同体例造成,更可能是编纂发展程度不同造成的。第二章对《系年》和《左传》的编纂问题进行了比较,《左传》等书中也有纪事本末体的运用,但只限于部分段落,而不像《系年》这样通篇运用纪事本末体记事,《系年》的纪事本末体由单篇上升到整本书,这在史书体裁上是一个重大创新。由纪事本末体和编年体之间的差异过渡到《系年》和《左传》记事时的语言作用的比较,发现《系年》人物对话在记载中推动历史事件时不可或缺,而《左传》的人物对话更多是涉及褒贬、礼制等方面的陈述,涉及范围较为广泛。在选材方面,《系年》主要是记载政治军事,而《左传》则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也反映了两者思想上的差异。战国时期史书有编年体,有国别体,有谱系类,而《系年》是纪事本末体,它们一起反映了战国时期史书体裁多样化的趋势。《系年》通过描写历史大事,勾勒出了春秋战国时期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第三章对《系年》所记载史实与《左传》进行了比较梳理,此前学者都是对某一些问题进行考证梳理,而未对《系年》和《左传》进行逐一梳理地比较,本文在梳理史实异同时,根据《系年》提供的某些线索,对某些重要史实进行了考证,如本文论证《系年》第二章的京师并非通常所认为的宗周;也对三监进行了考证,认为三监相当于汉代诸侯国的相,与三叔并无关系。当《系年》的记载与传世文献有分歧,不当据孤证就推翻传世文献的说法,如本文考证夏姬当是夏征舒的母亲,而不可根据《系年》孤证就认作是妻子。第四章对《系年》包含的重要思想与《左传》做了比较。先秦各个国家的史书都是以本国为中心,如《鲁春秋》、《秦记》。《系年》虽然是流传于楚地的史书,但它的眼光是放在全国的,没有局限于某一国或几国,书中对晋楚历史的描写都是比较公正的,没有偏袒某一方,这是对之前优良传统的继承。《系年》和《左传》记载史实都面向全国,但两者却有不同之处,《系年》不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叙事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对所有国家的记载都是一样的,并不为谁掩饰避讳,虽然是楚地作品,却也不为楚国说好话,只是单纯记事,是一部纯粹的史书。而《左传》在叙事之余会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使得整体上注入不少儒家道德观念,并且会“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表现出由史入经的思想倾向。《系年》和《左传》都记载了大量战争,而《系年》只注重战争结果,而对战争观念与战争谋略的重视程度很低,这与《左传》对战争充分描写的做法是极其不同的,说明两者着眼点并不一致,《系年》很概括,而《左传》更具体。《左传》等先秦史书多谈鬼神,而《系年》很少谈及,显示了作者思想的进步性。这些独到之处使得《系年》确实在先秦史书编纂的多样性上应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