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改革旨在促使金融抑制逐步向金融深化转换，并且更具竞争性、包容性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雏形已现，其中，新兴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的蓬勃发展即是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建立的一种典型表征，当然也是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既往针对正规金融体系所建立的中央垂直金融监管体制已然难以将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深化发展的现实置于其监管管辖范围之内，抑或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的深化发展已经突破了既有金融监管法律所确立中央垂直金融监管体制所能统辖的有效边界。质言之，既有中央集中垂直金融监管体制建立在正规金融体系的基础之上，但其建立并没有考虑到或者根本不考虑包括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在内的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监管问题，同时也没有对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的监管权力进行分配，此局直接导致了包括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在内的非正规金融风险事件的层出不穷。事实上，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的“地方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有必要且应当将其监管权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重新配置，即确立地方政府在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监管中的法律地位与功能发挥，构建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双层金融监管体制，同时有效界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的金融监管职责和事后的风险处置责任。　　从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权源来看，为因应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的规范与发展，国家已采用授权或委托的方式将部分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的监管权交由地方政府指定的职能部门行使，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采取了诸多“先行先试”的金融监管改革创新实践举措。然而，既行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之监管权配置改革方案实然有违权力授予法定、组织设置法定的基本原则和相关限制性法律规定，此举已然导致了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之监管权配置与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职能部门设置在“法定”与“事实”层面的背离。此情此景，在地方性金融监管的实践中极可能并且已经影响到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之监管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与权威。　　从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定位来看，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目标一方面是源于中央政府授权或委托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之目标的预设，即维护地方政府辖区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之目标的自我定位，即努力发展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积极为辖区经济发展获取足够的金融服务。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目标预设或定位都充分体现于中央向地方政府授权或委托行使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的监管权和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政策制定与金融监管权的行使之中。在实践中，中央与地方就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职能定位和制度安排集中体现为地方政府以发展为旨趣的“融资”职能代替了以安全为核心“监管”职能问题的生成乃至深化，而这又直接影响到金融监管权下放或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实践效果。　　鉴此，本文始终围绕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中的“理论”与“现实”、“规范”与“事实”、“融资”与“监管”这三对主要矛盾，并采用规范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别就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发生原因、监管实践、现实约束、法律权限与法律构造这五个层面的内容，以层层递进性的逻辑推演方式逐步展开论证。　　第一章为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缘由探微。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原因可谓展开本项研究的逻辑起点，而这又具体体现为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进程中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的深化发展与风险暴露。地方性金融风险暴露的根本原因即是既往针对未涵括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在内的正规金融而建立的中央垂直金融监管体制难以对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的深化发展进行有效性监管。为此，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的监管权应该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重新配置，积极确立地方政府在部分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中的法律地位。除了实践现实的需要之外，行政管辖理论、权力结构理论、组织结构理论等也为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并且可以为中央与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层级性配置提供有效指导。第三是中国渐进式改革中，地方政府“先行先试”的惯例也为地方政府参与到金融监管中来提供了实践上的经验与可能。　　第二章为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实践考察。尽管既有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基本将地方政府排斥于金融监管权力享有者的范围之外，但在中国金融分权与集权的改革循环中，地方政府还是或多或少的以“事实”管理者的身份参与到了金融监管的实践之中。随着中国金融集权与分权的结构性调整，国家金融监管体制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其中，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理念、限度、方式等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限度的调整与理念的转换始终是在合理均衡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恒定逻辑的指引下展开的，但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方式则发生了如下三项转换，即从一般性金融管理向真正意义金融监管的转变、从非正式间接参与向正式直接参与的转变、从消极被动向积极主动参与金融监管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在参与金融监管的实践中存在诸多法律上的问题，而这集中体现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赋予有违权力法定、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设置有违组织法定、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之权责配置失衡、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之目标定位异化、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之协调一致性缺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三章为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现实约束。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主要涉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的监管权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重新配置，而这又与描述和决定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国家结构形式紧密相关。在（单一制）中国之经济改革实践中，以“放权让利”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权力或经济管理权力的重新配置，此时地方的经济权力或者是经济管理权力得到了强化或者扩张，地方政府逐渐开始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管理权限，并参与到经济发展的管理中来。在经济管理权下放中，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方式逐步从非正式向正式、从间接向直接、从自我赋权向中央赋权转变，地方政府开始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权，并依法参与到金融监管中来，此其一。二是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还跟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有效界分紧密相关，中国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特征决定了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而这又主要依赖于对财政金融资源的控制。中国“弱财政—强金融”格局由中央向地方政府的转换导致地方政府亟需强化对地方性金融资源的控制，这便进一步引发了地方政府为安全而“监管”职能与为发展而“融资”职能间的冲突，即导致了地方政府以发展为旨趣的“融资”职能代替了以安全为核心“监管”职能问题的生成乃至深化。　　第四章为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法律权限。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法律权限的确定，首先需要从理论层面对中央与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限划分的立场、标准、方法、模式予以厘清，即权限划分的立场是以安全还是以效率为重、是以金融属性还是权力属性为标准、是采用同权还是异权分割法则、是选取垂直或属地管理模式还是中央督察式省级以下垂直管理模式；其次是将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对象予以明确化，即在分析金融监管组织或业态之“法定”与“实践”类型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之监管对象的“三圈层递进”理论，以指导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实践；第三是明晰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之法定监管的基本内容，其具体涵括金融自由边界厘定中新型金融组织或业态之“合法”与否判定标准与监管强度的确定、金融风险教育普及中“金融有风险”与“风险须自担”意识的增强、金融欺诈行为整治中欺诈发生诱因的消除或弱化与所侵害“法益”的确定，以及区域金融稳定维护中地方政府对稳定之日常维护与风险的最后处置负总责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五章为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法律构造。在现代政府理论之“职能—组织—体制—过程”的“四维”框架下，运用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转变中，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职能转变、监管组织结构优化、权力配置调整以及金融监管权行使中的协调进行统合性的法治化再造。从地方政府依法治理地方性金融组织或业态的层面来讲，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的法治化建构，之于当下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即是要依法界定和配置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能，依法对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优化，依法对地方政府的监管权力进行配置，而金融监管组织法恰好具备这种对三者同时进行综合规范的优势。具体就是在金融监管组织法的指引下，重点分析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之政府金融管理职能转变、组织结构优化、权力配置调整等体制性的静态安排，明确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职能与为发展而融资职能的分离；提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地方政府金融调控机构的分离及其法律主体资格确立；明确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的法治化与结构化配置。值得注意的是，静态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制所面向的是变化着的金融现实，此时动态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便显得格外重要，而这又需要金融监管程序法的介入。即运用行政程序法对地方政府参与金融监管之监管管辖、监管协助、监管部门间争议裁决以及监管协调机构等进行法治化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