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新历史主义的视阈将年鉴学派划分为结构主义年鉴学派与后结构主义年鉴学派,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历史观与操作层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并尝试以年鉴学派的技艺进行文学批评。第一部分对“年鉴学派”这一称谓进行考证,然后简要介绍了新历史主义与年鉴学派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通过与结构主义对勘发明,并结合福柯、斯特劳斯与年鉴学派的关系,从而以文学理论的视阈将年鉴学派划分为:结构主义年鉴学派与后结构主义年鉴学派。第二部分就新历史主义与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加以比较,得出以下结论:年鉴学派和新历史主义都对兰克范式痛加批判,然而两者批判的重心和使用的方法却是各有侧重。年鉴学派通过经济社会史、心态史、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以及长时段理论,批判了兰克学派的政治史与史料考证这一“大写的历史”观。新历史主义则倡导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史的小写化,以及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年鉴学派在经历了对事件、政治史、外交史、主体、叙述等的颠覆之后又幡然悔悟重新回归,而新历史主义则在反叛的道路上奋然而行,试图重新设计出一套理论体系。年鉴学派对历史因果关系的理解属于一种深度模式,而新历史主义则是对因果律的彻底反叛。总体史是年鉴学派的核心概念,而微观史则是对这一概念的反驳,同时它也是一种与新历史主义关系密切的思潮。年鉴学派在改变西方历史观念方面的作用,可以用从“科学化”到“非科学化”来表述,而新历史主义虽不能用“反科学”来形容,但至少带有明显的美学与修辞色彩。在具体操作层面,二者都关注一些边缘性事件,但在这些类似的操作层面下有着明显的不同。年鉴学派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编撰方法,而追求一种跨学科的“总体史”,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思想方法,但其探索的先锋性是远远没有处在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新历史主义层面上的。第三部分尝试用年鉴学派的技艺进行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