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暗藏的巨大潜力与财富暴漏在大众眼中,信息处理者更热衷于非法获取并处理个人信息。在劳动用工领域,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的监控方式转变为数字化监控,用人单位利用先进的监控手段与设备对工作场所中的劳动者进行数字化监控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且劳动者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犯的程度越发严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出台,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受到学界广泛讨论,劳动者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较之以往也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用人单位工作场所数字化监控规则主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取得个人的同意方可处理个人信息,但为订立、履行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则不需要征得个人同意,即可处理个人信息。”将其概括为“告知-同意”规则和“同意豁免”规则,两项规则进一步明确信息处理者进行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前提与范围,限制用人单位指示权的行使。在我国,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承认用人单位实施数字化监控行为的合法性,但是就其法律属性的研究并不多,事实上,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进行数字化监控即用人单位指示权的行使具有双重属性与形成权属性。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对劳动者进行数字化监控应当遵循监控形式合法原则、监控目的正当原则以及监控手段必要原则,从而防止用人单位随意对劳动者进行数字化监控。在法律依据方面,尽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适用“告知-同意”规则处理劳动者的个人信息,但在司法实践中用人单位怠于履行“告知”义务,并且劳动者“同意”的真实性也难以保证。“同意-豁免”规则的设立目的是为了提高用人单位用工管理效率,但是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数字化监控获取信息的范围及程度,用人单位内部也没有风险评估机制,使得用人单位滥用“同意豁免”规则,过度侵犯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益。通过区分界定明示同意与默认告知以及明确用人单位怠于履行“告知”义务的责任,最大程度的保证用人单位积极履行对劳动者进行数字化监控的“告知”义务并且征得劳动者真实同意的意思表示才可在工作场所进行数字化监控。完善“同意豁免”规则,要明确数字化监控获取信息的范围以及程度,通过法律规定限制用人单位指示权的行使。用人单位将数字化监控行为所产生的利益和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益所造成的影响进行预测分析,最终决定是否进行工作场所数字化监控,该风险评估机制,对用人单位实施数字化监控行为进行了约束,从而保障了用人单位指示权的行使也更好地维护了劳动者个人信息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