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门被迫开放,经世致用思潮复兴。清咸丰年间,政府开始派遣官员旅外考察;此后张德彝、王韬、郭嵩焘、黎庶昌、黄遵宪、曾纪泽、张荫桓、吴汝纶、薛福成等一大批鸿生硕彦,驰骛海外,考察西方文化,以期改造中国时弊、自立自强,随之,社会考察与政治考察内容的游记应运而生。康有为域外游记,多写作于戊戌变法失败后汗漫海外期间,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域外流亡开始到民国二年(1913)海外奔波结束,近十六年时间内,他三次环游世界,足迹踏遍三十余个国家,其游览地域之广、旅程之长,时人少有能及。学界对康有为政论与学术著作相关研究较多,而对其域外游记的研究则显得相对寂寥。康有为域外游记,在中国散文新旧转型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其内容也丰富异常,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康有为域外游记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纪游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制度上拥护君主立宪制、希冀“君臣一德,以成大业”、反对武力革命而主张统一、提倡地方自治与民权、力求军事强国;文物保护上对西方国家遗迹因石质而得以保存表示赞叹、指出中国不能保存古物的原因在于观念不强与木之材质;科教文化方面推崇异国的先进科技教育、予以国家自强之法;海外地理上以经纬介绍地理位置、描写海外风情、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宗教风俗方面虽孔佛耶皆有而尊崇孔教,据“公羊三世”说论之,记载域外风俗,题材上借鉴了中国古代笔记风俗记载写法等。由此,揭橥其史料内容之浩瀚与价值之丰赡,可觇其启迪民智与开拓视野的根基已存。康有为域外游记文学特色突出。游记中较为明显的是以日记体与序体书写的形式;以散文为主夹杂诗赋的文体,由此形成文体互参现象;报告文学的“三元”特性(新闻性、政论性、文学性)凸显,表现为游记刊登于报刊杂志上的新闻性、蕴含着情感煽动的文学性、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游记中议论、记叙、说明等表现手法突显;以搜奇为主的游记视角,受康有为“爱博好奇”天性的影响,反映到域外游记中,即纪游倾向倒向域外奇异文化、异事趣闻与传说一端等等,由此彰显出康有为域外游记的文学价值。域外游记蕴含着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及思想演变轨迹。学术思想上侧重于中西比较,以中不如西提倡向其学习、西不若中彰显民族自信、中西相似亦有采鉴之处三种内涵,揭示中西文化互证中的“双向”选择法,以及康有为“读中国书”与“游外国地”而构筑中西文化建设均衡地位的努力;游记中通经致用思想,觇出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深厚与中西文化交融的运用;除此之外,康有为游记中还羼入有进化观点,以望启迪民智等。康有为游历前后思想不一,域外游览之后思想发生明显变化,表现在:其一,由褒至贬的西方观——由游历之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先进,到游历之后冷静客观分析其文化优劣、揭示陋俗,思想可谓日臻成熟,康有为提出对待西方文化应秉承正确的态度,不可一味媚外崇拜或全盘否定;其二,由简至繁的救国观——睹西方文化之先进,救国思想不再拘于一隅,除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制外,经济上还要求物质救国发展工商、理财救国兴办银行等,统筹布局,救国思想渐至圆融。康有为域外游记在中国散文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通过康有为域外纪游诗文对比,可观其思想主题、时代创新的一致性与文学体裁、表现方法的迥异性;康有为域外游记与中国古代作家游记比较,可揭示异于传统游记的思想内容与语言风格;与湘乡文派人士郭嵩焘、“曾门四弟子”之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张裕钊等外交官游记相比,突显出康有为海外逋臣游记的特性。康有为域外游记,在承继传统山水游记基础之上,题材、形式等方面得以进一步开拓;打破了桐城古文“义理”的桎梏,“不师古人”的破体之作产生,为古文至“五四”散文的流变奠定了基础,如此种种,对中国散文由古典至现代的转型嬗变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