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奇迹,笛卡尔通过这个命题开启了一个宏大的问题域,这个问题域充满着各种交织的谜团,引诱着无数诠释者前往解决这些难题,在解题过程中,诠释者又创造出了新的问题,拓宽了原先的问题域,越来越多的重要问题得以呈现。本文力图展示的,正是这样一幅解题历史画面中的一角,画面中有史前的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和史中的笛卡尔、伽桑狄,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当代英美哲学界的很多重要人物。诠释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我思故我在”的内在逻辑表达清楚。(引言)尽管诠释者旨趣相似,但是所用的方法和所采用的视野却各有不同。从方法的角度,本文分别介绍了4种代表性的诠释模式:笛卡尔本人的诠释;以威尔森、科里、威廉姆斯为代表的推理性诠释;以汤姆森、马基为代表的直观-推理统合性诠释;和以黑格尔、费尔巴哈、汪堂家为代表的辨证诠释。(1.1-1.4)从视野的角度,本文区分了两种诠释模式:原语境诠释和新语境诠释。本文试图表明,方法的改进和语言的改造对于解答“我思”命题都是同样重要的。(1.5)由于方法上的突破和语境上的转换,1962年,雅克·欣提卡在诠释“我思”命题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范式——践言性诠释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我思”被诠释为一种与“言语行为”逻辑同构的思想行为,“我思”的功能被诠释为“我在心灵中对自己说:‘我不存在’”,由于这一践言行为导致了自我驳斥,引发了存在性矛盾,因而“我在”自身得以确认,“我思故我在”得到合理化。(2.1-2.2)这一创造性的成果引起了美国学界关于“我思”命题的热烈讨论,很多学者参与进来,或赞赏,或反对,或试图进一步修正欣提卡的践言性诠释。(2.3-2.4)欣提卡也于1996年再次回到这个话题,深化1962年的诠释,不过这时,他的诠释方法和视野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难以解决的理论困境使其最终没有坚持1962年的诠释立场。(2.5-2.6)欣提卡的方法和视野独特,文章的思维跳跃性强,如果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去看问题,实在一头雾水,因此本文试图揭示欣提卡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背景(3.1),补充欣提卡没有论证到位的部分(3.2),将其践言性诠释路线发挥到极致(3.3),由此从反面揭示出欣提卡践言性诠释的困境的实质,以及1996年论文观点变向的原因(3.4),最终揭示出欣提卡与笛卡尔之间的独特的关系:从为笛卡尔辩护,到无意中背叛笛卡尔,到意识到自己的背叛,最终皈依笛卡尔的源初诠释。在本文看来,这个结局是令人无奈的,但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欣提卡在诠释过程中又开启了“我思”命题的新问题域,产生了大量有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不仅与哲学史有关,而是涉及到当代的很多重要哲学问题,我们可以接着这些问题,做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