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传世文献的充分运用，先秦文艺思想研究的拓展空间越来越小，而出土文献的不断面世，则又为该研究实现重大突破提供了可能。上博简《孔子诗论》是二十世纪出土文献中最重要的文艺思想资料，对全面研究孔子及先秦文艺思想风貌有着特殊意义。学术界对上博简《孔子诗论》的研究，尚主要停留在简字隶定,简文疏通、简序编排和作者考辨等基础层面上。本出站报告《上博简〈孔子诗论〉研究》则在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力图将研究重点归结到《孔子诗论》诗学贡献层面上。 全文共分八章，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章，重在考察《孔子诗论》的授诗者。本文认为，对授诗者的考察应把握两个关键：一是隶定“()”为“孔子”合文还是“卜子”合文，二是确认“()”的言论是否贯穿了全文。研究发现，“()”隶定为孔子无疑。在学术界从《鲁邦大旱》中为“”隶定孔子找到实证的基础上，本文又从战国铜器简帛合文中为“()”不能隶定“卜子”找到了旁证，“()”隶定“卜子”违背了当时合文的省笔原则和运用合文的意图；又从传世文献中为“卜子”与“子夏”的关系找到了反证，证明古代没有“卜子”其人，“卜子夏”的称谓指“卜”与字“子夏”的连称，而不是“卜子”与“夏”的连称。依常理推测，孔子一生以“四科”授徒数千人，当有集中授课内容，而传世文献所记言论似乃集中授课之外的日常言谈，本文推测，《孔子诗论》很可能就是孔子的授课内容，同时，经过对二十九简简文的逐简释读，“()”的言论确实贯穿全篇。所以，《孔子诗论》的授诗者乃为孔子不容置疑。 第二章，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孔子诗论》二十九枚竹简作了重新编排，依形制第一原则及风雅颂依次而论的顺序，综合各简文义，将原简简序复排为：10、11、12、13、14、15、16、17、18、19、20、8、9、21、22、23、24、25、26、27、28、29、6、7、2、3、4、5、1。在复排的基础上，又对释文作了重新修订，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 第三章，集中探讨了孔子研究《关雎》等七篇《诗经》作品的诗学贡献。本章借助对孔子之前《左传》和《国语》赋诗、称诗内容的全面调查统计，纠正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春秋时代赋诗之风的误解，发现当时除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属于断章取义、即兴发挥之外，劝谏、游说、评论、著述征引涉及《诗经》作品时，多能确解句义或章义。孔子解诗的贡献在于，他完成了春秋时代从对诗篇个别章句本义的零散解读与运用到对《诗经》各篇篇旨系统概括的重大过渡。本章结合作品文本，比较历代评说，指出了孔子确解《关雎》等七篇作品本义的理论价值。 第四章，集中讨论了孔子对《葛覃》等二十三篇《诗经》作品的评论。孔子对该组作品的评论，视角多元，形式多样，有对作品题旨的揭示，有对作品内容的指陈，有对其艺术特点的发现，有对其语言风格的概括。有些评论精辟深刻，如，由《周南·葛覃》写女子归宁父母，揭示该诗敬本思想，进而揭示人性美；由《小雅·小弁》、《小雅·巧言》写儿子怨父等，揭示其“言谗人之害”的深层题旨；有些评论，匡正千年误读，如，以“爱妇悡(烈)”评《王风·扬之水》，纠正传统“讽刺”说之误，以“以人益”评《小雅·菁菁者莪》，纠正两千年“乐育人材”之说；有些评论，可息千年纷争，如，以“困而欲反其故也”论《小雅·黄鸟》，可平息汉儒、宋儒、清儒关于该诗诗旨之争，以“以为不可如何也”评《小雅·将大车》，可平息历代学者关于该诗题旨之争；有些评论，表现了孔子对爱情诗的理解和肯定，体现了原始儒家思想的兼容特征，如，对《郑风·将仲子》、《鄘风·柏舟》的肯定性评论；有些评论，体现了儒家的德治标准，如对《小雅·天保》主旨的揭示等。 第五章，集中讨论了孔子对《宛丘》等十七篇作品的研究。孔子对该组作品研究的表现方式是，先表明对某篇作品的感情态度，再征引该诗关键句子，以阐明自己所持态度的原因。既以特殊方式揭示出作品题旨，又可从中窥见孔子的是非标准和思想立场。如，他之所以对《陈风·宛丘》“善(喜欢)之”，是因欣赏诗中男主人公勇于放弃不可得的爱情；之所以对《齐风·猗嗟》“喜之”，是因欣赏诗中表现的尚勇爱国精神，此评还纠正了“讽刺鲁庄公”的传统误说；之所以对《曹风·鸤鸠》“信(信奉)之”，是因该诗赞美了言行一致、忠诚、刚毅的君子品格；之所以对《大雅·文王》“美之(赞美)”，是因该诗歌颂了文王的敬德保民思想；之所以对《周颂·清庙》“敬之”，是因该诗表现了崇德敬宗思想，等等。可见，其评论不仅准确揭示了各诗诗旨，而且还表现了孔子尚勇爱国，崇尚君子人格，敬德保民等思想。 第六章，集中讨论孔子对《蟋蟀》等十二篇《诗经》作品的研究。孔子对该组作品的研究，采用了先引诗句，次表态度，再申理由的方式。亦多精辟之论，并体现了孔子的德治和礼学思想。 第七章，集中讨论孔子对风雅颂各类诗篇类别风格的研究。孔子首次有意识地对“国风”、“小雅”、“大雅”、“颂”作了分类研究，认为四类作品各有自己共同的主旨和风格特点。他认为，“国风”的特点是，内容上反映社会生活广泛(“纳物”)，可从中观察民情风俗(“博观人俗”)，艺术上，富有文采(“其言文”)，声律动听(“其声善”)；“小雅”的特点是，多歌咏人生苦难(“多言难”)，抒发怨愤情绪(“面怨怼”)，哀叹朝政衰败(“哀矣少矣”)；“大雅”的特点是，歌颂王公大臣的盛德(“盛德也”)；“颂”的特点是，内容多颂文王武王平天下之德(“平德也”)，多写成功者的业绩(“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思想深沉悠远(“思深而远”)，音乐风格安闲、舒缓、简易(“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逖”)。孔子对《诗经》的分类研究，精辟客观，是对中国诗学的重要贡献。 第八章，讨论孔子对文艺本质的揭示。本章对第一简最后三句话作了详细考辨，认为隶定为“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无异。并征引大量文献考证认为，孔子“诗亡隐志”说早于《尚书·尧典》“诗言志”说。“诗亡隐志”(诗歌言志)是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最早揭示；“乐亡隐情”(音乐抒情)是对音乐本质特征的最早揭示；“文亡隐意”(文章达意)是对散文本质特征的最早揭示。说明孔子对文艺本质特征已有较全面和较深刻的认识。其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原创性贡献。 通过对上博简《孔子诗论》的研究，不仅发现孔子的诗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体系的形成有着特殊贡献，而且还发现先秦文艺思想发展的实际水平比我们之前认识到的要高出不少。学术界对该时期文艺思想发展水平所作“萌芽阶段”的定评当受到质疑，需重新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