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与民争利”思想源于对西周时期周厉王专利的批评,随着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逐渐形成了子思的“不尽利于民”和荀子的“不与民争业”两大支流。西汉近两百年的发展为“不与民争利”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首先是秦亡教训促使汉初诸人对国家力量的边界进行思考,他们从子思的“不尽利”思想中汲取智慧,明确反对国家与民争利的行为。到了西汉中期,董仲舒又基于汉武帝“兴利”现实,对此进行总结,提出了“国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同时,董仲舒通过夸大官僚贵族“争利”的事实,来实现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和官员的儒学化,他提出了“食禄者不与民争利”思想。至此,到董仲舒时,“不与民争利”思想已经发展成熟,包括“食禄者不与民争利”和“国不与民争利”两层含义。但是“不与民争利”思想被武帝弃之一旁,一方面是因为不合于“兴利”背景,另一方面缺乏士人认同。但随着武帝时期“兴利”政策的副作用逐渐显现,尤其是昭宣时期承继了武帝以来的事业,这让“不与民争利”思想的传播有了现实基础。随着儒生们不断进入政权,又加速了“不与民争利”思想的扩散。无论是盐铁会议,还是宣帝朝关于赎罪、常平仓的议论,都体现了在“兴利”背景下,“兴利”思想和反对“兴利”思想的对抗,而“不与民争利”思想正是在这种对抗中不断扩散和发展,由儒生的中下层逐渐扩展到上层,由民间的批评逐渐上升到朝廷的奏议。“不与民争利”思想最终在汉元帝时期成为朝野共识。汉元帝纯用德教,改旗易帜,对武昭宣三朝的“兴利”政策进行了全面否定,由此拉开了“不与民争利”思想的实践。对“兴利”政策的否定,实际上就是践行了“国不与民争利”的思想。由于西汉后期社会危机的加重,统治阶层骄奢淫逸,世人对“不争利”主体的实践由国家转向了“食禄者”。他们或反对官僚贵族经商,或对官僚贵族进行限田,甚至又用“国家争利”去取代“食禄者争利”,最后都陷入了“争利”的恶性循环中。西汉一朝的实践表明,“争利”行为是帝制中国无法避免的事情。